相遇何弢先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城市建築百廢待興，但中國建築設計業長期閉關自守，對外面先進的設計和技術了解不多，十分渴望海外的資訊。何先生和香港建築師就是那個時候來到了上海、北京和珠三角，他們的到來，如同及時雨，近距離地展示了先進的設計理念。一九八五年，我在上海念研究生課程，何弢先生在上海南昌路科學會堂演講，他主要介紹了香港藝術中心的設計，在介紹作品的前後，他也講了些關於宇宙黑洞等的大道理。同年，海內外人士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家民營設計公司─大地建築事務所，主要創辦人為加拿大返國的彭培根先生，何弢先生為創辦董事。那一年，他尚未到五十歲。

一九八九年，我作為同濟大學的交換研究生，到香港大學做研究九個月。我寫信給何先生，希望拜訪，他很快答應。那個時候，他的公司在九龍塘沙福道四號的一個豪宅的院子裏，他用幾個集裝箱，在院子裏做了個辦公樓，上下兩層，圍出個小小中庭，一條圓鐵梯盤旋到二樓，梯旁放個何先生自己做的鋼板雕塑。何先生說，他撿來廢鐵，看形式如何，自己裁剪燒焊而成。整個辦公樓十分輕鬆而內聚。何先生自己的辦公室，下面一半窗用毛玻璃，外面種植小文竹，談話間下起雨來，一會兒雨停，窗外的文竹隔磨砂玻璃竹影搖曳，磨砂玻璃上點點晶瑩雨滴，這是何等神來的大自然水墨中國畫？因為是在院中「非法」搭建（何先生當時正與屋宇署交涉），窗外其實無景，何先生用毛玻璃和文竹，把唐詩宋詞全裝在這個窗景裏，我看了佩服得五體投地。

一九九五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學教書。何先生一度擔任我們建築學專業的校外考試官，那時他是香港建築師學會的會長，又是城市大學校董會成員。有時，學生做「presentation」，請他來評審，他的裏裏外外工作無比繁忙，居然還答應來。他聽學生講，聽頭就漸漸往下垂，我知道他太累了，也許剛剛趕飛機回到香港，還有無數工作等去做。但他強撐，還是給學生有板有眼地評論一番。學生舉辦展覽會，請建築師學會會長來演講，香港大學這種「正兒八經」的場合，一般是要講英文的。何會長講了兩句英文開場白，換到普通話：「你們將來都是要做內地工程的，我就索性講普通話……」他以專業學會會長和事務所老闆的身份講如何貢獻香港內外的工程。講完後，他匆匆出來，要我為他找計程車，說要立刻出差。

我當時在學校教一門課「中國建築實踐」，我將此課的內容整理成一本中英文對照的書《中國建築實踐》，想請何先生寫序。信寫去後，收到何太打來的電話，何太是何弢設計事務所的「掌門人」。她說，何先生非常忙，每天趕工到半夜，要看我這本書何時出，如果急的話，他可以調整工作順序。我把出書的時間和計劃告訴何太，那是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後來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度假時，同事發來電郵，說何先生已經將序言傳真到學校辦公廳。何先生用英文寫的，同事將傳真再打字一遍，電郵發給我。我在德州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電腦上，收到這封電郵，感激之情，難以言狀。何先生在前言裏，寫了中國城市建設存在的問題，並希望我的書能夠幫助到業界。《中國建築實踐》一九九九年初，由香港貝思出版公司出版，通常香港的這類書，只能賣幾百本，但托何先生福，這本書在業界大受歡迎，有的公司人手一冊。第一次印刷的五千本很快售完，又加印一次。

何弢設計此時在上海和北京都開設分公司，我的學長孔少凱先生從加拿大留學歸來，先去香港北角何先生公司工作，後被派回上海開辦分部。公司設計了虹橋的辦公樓和住宅，何先生看自己的設計在出生地上海落成，甚為開心。

二○○○年，香港大學劉少瑜教授及團隊主辦Megacities的國際會議，請何弢先生做主旨發言，何先生上來，手舉一張紙，大大印Greedy，他說，世界上所有的開發和好的追求，都來自於人類的貪婪。因為不滿足，因為想得到更多，所以人們不斷積累財富和創造。這是我最後一次現場聆聽他的公開發言。這段時間，他在電台裏，每周和香港才子文人「講東講西」。

他的事務實在太忙太雜了，有損健康。二○○二年四月，何先生在武漢工作時，不幸中風，再也不能回到他心愛的設計工作。二○○六年，北京《建築學報》發表了一篇廣告文章〈何弢設計三十八年〉。何弢先生雖未能親自指揮，他的公司依然向前滑行一段時間，但一家明星公司，缺了明星，也就不再是原來的公司。

具先行和榜樣性的設計

何弢最出名的設計，當數灣仔的香港藝術中心。時隔四十二年，今天去看，依然覺得優秀。藝術中心的所在地為街角，新的大樓兩邊緊貼鄰樓，對街的兩邊，切去四十五度角，以符合建築條例中的「覆蓋率」。劇場、音樂廳、畫廊和教室，從地下堆到五樓，畫廊坐落在劇場之上，利用了劇場天花板的高低，以開放空間半層上落，在七十年代的香港，是很新的空間概念。建築的中央，挖出一至五樓的中庭，大樓梯沿邊盤旋而上，聯繫到各層或穿插出的半層空間，樓下是票房和上樓的電梯，有些樓面台階，則有小賣部和咖啡座，樓梯邊掛藝術作品，樓梯欄杆上，根據近期活動，時懸有裝置裝飾。這個中央空間藝術化而輕鬆。原來樓梯上鋪編織的彩色地毯是由何先生專門到廠裏去訂製的，粗大回風管從中庭頂上懸掛下來。在以後的改建中上述部分均被移除。建築的外形和細部也完全是「三角形」結構的表現，有棱有角。這幢樓裏有各種空間的變換，但底部卻只有十米乘以十米大小。

一九八六年，香港參加在溫哥華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為了香港館的設計，美、英、加、香港的公司出了四十幾個方案，而何弢的方案勝出。這個方案以竹棚腳手架包裹方盒子的展館，剛柔相濟。這段時期，香港臨近回歸，社會對於本土傳統建築的保育開始重視，何弢和土地發展公司（市區重建局的前身）合作，做了兩個項目﹕一個是上環街市，一個是李節街。上環街市（北座大樓）於一九○六年建成，英國愛德華式建築，磚拱、磚牆體砌築。改建保留了原有精美的立面，將原來內部的二層樓地板去掉，用鋼結構改為三層，並加設內部樓梯。這個舊建築，成了上環的地標，周邊的居民時常在裏面聚會。灣仔李節街的地盤，重建作高層住宅樓。在空地花園裏，何先生設計了個唐樓的立（臉）面，再現了從前下店上舖的格局。這兩個改建項目，在九十年代初的香港，具有先行和榜樣作用，深受市民喜愛。

一九九○年代末，九龍樂富的基督教會邀請何弢設計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建築位於樂富的公共屋區，基地面積一千五百平方米，地方有限，何弢將禮拜堂、教堂、課室和辦公室迭合在十層高的大樓裏，結構像個「書架」，使得禮拜堂的頂棚形式自由。一條「朝聖」外樓梯，直接引向禮拜堂。禮拜堂的條形彩色天窗嵌在結構之中，這些天窗彩畫也由何弢創作。而部分辦公室和教室，則放到了上層。像這種向高空發展的教堂和教區建築，只有在香港這種地皮緊缺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現。何先生將限制條件，變為創作的特色。我的學生在此階段加入何弢事務所，協助何先生完成了這一項目。

灣仔有個細長舊辦公樓，由何先生重新設計外立面，他用藍色玻璃幕牆包裹，上面綴以黃色泡釘，讓人眼睛一亮。他的設計，多數不重複以往先例，許多作品，都給人輕鬆、驚喜和愉悅的感覺。何先生以其天才和勤奮，實踐包豪斯開創的建築、室內和產品一體化的設計路線，時時給香港社會帶來驚喜和活力。

立足香港  擁抱世界

香港是一個城市，香港要爭取文化上的活躍和技術上的先進，必須時時與中國內地、亞洲和世界保持聯繫和互動。何先生在建築設計和事務所生意外，也為這些海內外聯繫做出很大貢獻。

一九六四年，中國第一代留洋學習的華人建築師徐敬直先生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建築的英文書Chinese Architecture: Past and Contemporary。徐先生一九四九年來港後，創立了香港建築師學會。他寫中國建築，卻無機會踏足大陸。文中的中國傳統建築圖版，多得當時在美國讀書的何弢先生從美國圖書館獲得。此事在徐著的前言中提及。

由於何先生和哈佛的淵源，他將曾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日本著名建築師槙文彥先生介紹到了香港，並和東南亞的建築師，如新加坡的林少偉、泰國的Sumet Jumsai  等結成聯盟，共同推進亞洲建築的現代化。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的高峰，也是香港建築在世界建築之林發光的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建築成了最早進入內地城市的「海外設計」，為我國建築開發和設計起到示範作用，何弢和他的同代人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學習何先生，就是要像他那樣，接納和擁抱世界；像他那樣去大膽創作，不抱成見，不蹈舊路，讓作品自由自在地生成。何先生辛苦一生，願您安息。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