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
2020-5-29
二〇二〇年六月號
體制內仍敢言的李鵬飛(劉銳紹)

在政商界均有相當江湖地位、曾叱吒一時、人稱「飛哥」的李鵬飛逝世。我跟飛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認識,屈指一算,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當年是泛泛之交,但隨着時代的轉變─中英會議、中國改革開放、《基本法》起草,以至香港回歸至今,我們的接觸日增,對他最深的印象是─儘管他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仍然敢於說真話,不怕失去官方給予的恩寵和光環而變成應聲蟲。單是這一點,已足以令今天身在建制內的人士借鑑。

細說我與飛哥的交往之前,先說一些飛哥向我回憶有關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的事。一九六六年,飛哥原在美國一家電子廠當工程師,後來奉派回港,翌年,就遇上左派暴動。有一次,他在躲避暴動的群眾時還掉了一隻鞋;其後,遇上真假炸彈的次數就愈來愈多了。

三年前,飛哥跟我回憶這段歷史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會聯繫很弱,不了解香港民情,弄錯了很多情況,更錯誤領導香港左派。左派暴動拖了很久,破壞力大。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香港人害怕共產黨,就是因為左派鬥爭,而且很容易成事。當年地下黨的角色是很明顯的,今天也差不多。那時候,左派圈中信息閉塞,實際是自我邊緣化,而且上級採用的是愚民政策,左派只會聽黨的話,皆因沒有獨立思考。」(見拙作《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此書獲二○一八年第十一屆「香港書獎」。)

把上述說話跟今天的情況相比,何其相似!不過,飛哥沒有因此而憎恨左派。他說:「他們確是愛國的,可以為國犧牲,但盲目愛國卻可以誤己,誤人,誤國……其實,左派應該深思的是『如何防左』?時至今日,『左』仍是有市場的,因為那是『利益的左』,『因利益而左』。」(同上)飛哥的金石良言,至今仍有振聾發聵之用。

「我是為香港人說話的」

飛哥也不憎恨共產黨的。七十年代末,中共改革開放,飛哥也願意交往,並願意協助,我跟飛哥正式認識,也在這個時候。當年,深圳興建大亞灣核電站,港人甚為恐懼,群起反對。後來,飛哥帶領立法局議員前往日本核電廠考察,我也跟着採訪去了。飛哥認為,如果核電站一定有問題的話,為什麼很多先進國家都發展核電?他希望實事求是,用真憑實據說明問題。他跟我說:「這就是工程師精神。」

八十年代初,我長駐英國,適逢中英會談香港前途問題。飛哥經常穿梭香港和倫敦之間,有需要時也會到北京去,我跟他交流的機會也多了。那時候,外界一般認為飛哥是站在英國一方說話的,北京對這類「港英喉舌」也敬而遠之,不會深交。不過,飛哥清楚地說:「我是為香港人說話的。」私下交往之後,我發覺飛哥對中國和英國也不是完全信任的,因為政治從來只着重「利」、「弊」二字。所以,他願意有原則地「與狼共舞」。他毫不諱言,不改革的中國和中共都是狼,關鍵是怎樣令他們不再是狼。這也是飛哥講究現實主義的另一面。

果然被飛哥說中,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漸露誠意,開始有點成績,飛哥跟大陸的交往也多起來了。幸運的我,就在一九八六年起長駐北京採訪,並跟進《基本法》起草和香港回歸過渡期的工作,與飛哥的接觸就更多了。我深深感受到,時代是可以改變人的,關鍵是怎樣的一個年代。

曾被指是「英國的針」

飛哥後來成立以工商界為主的啟聯資源中心,也就是自由黨的前身。那時候,內地在政治上也不斷開放,打破過去「一左二窄」的狹隘,自然把飛哥等人視為統戰和交往對象。經歷過這段日子的人都感到,儘管意見不同,但左中右各路英雄仍然是相見歡,各為其主,各為其理想,但可以兼容,不會同仇敵愾,兵戎相見。以飛哥和李柱銘為例,在議會內外唇槍舌劍,各有不同的政治主張,但私下卻經常聯袂外遊。飛哥跟曾鈺成也是君子之交,雙方都可以當面提意見,而不會像今天某些人那樣,在背後「篤背脊」。

說到「篤背脊」,不能不提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事。中英仍在談判時,北京最需要了解英方的策略,但在塵埃落實之後,北京最想了解的就是英國會否在香港布置它的「針」,待回歸後起作用。結果,飛哥就在不知情之下被熟悉的人指為「英國的針」。幸好飛哥也有他的能量,以透明戰勝黑暗,加上當時內地相對開放,思維較闊,飛哥才不會中箭下馬,後來更應邀成為全國人大代表。

曾倡在港設立人大辦事處

談到這段日子,就是我對飛哥產生最深印象的時候。外界一般認為,身在宮廷,當行宮禮,應講官話,忍言慎行,避重就輕。可是,飛哥卻不是這樣(我所認識的另一位同樣直言的全國人大代表是汪明荃),經常提出異議,甚至犯顏逆諫。

其中一個例子是,飛哥認為全國人大代表應該有接觸香港市民的渠道,建議設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辦事處。可是,此議很快就被否定。飛哥再建議,不設正式辦事處,也應該讓人大代表各自決定,是否設立與市民聯繫的地點,或作網上聯繫,才可以收集和反映民情。一如既往,這些建議都被束之高閣。這類無傷大雅的形象工程,有關方面也不同意,更遑論其他敏感的內容了。久而久之,飛哥的熱情也開始冷卻了。

談到採訪全國人大的往事,有一點頗為有趣的花絮。那時候,學者劉佩瓊也是全國人大代表,飛哥跟她開玩笑時,直叫她「PK」(佩瓊的英文縮寫)。劉佩瓊也很大方,笑着說:「隨便叫吧。我不會想到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PK」一詞,今天可能會令某些人感到敏感,但只要心無城府,那就行了。

此外,飛哥也認為要身體力行,才能鞏固實力,於是,他參加直選,並在電台開咪,評論時局。可惜,他的言論又引起某些人的關注,甚至反感。飛哥感到由這段時候開始,政治氣候改變了。他後來收到「午夜凶鈴」的電話,也是眾所周知的事了。

不過,飛哥面對這種情況,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智慧,就是處變不驚,進退有度。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會作無謂的犧牲,甚至禍及身邊的人。由於飛哥擁有自身的實力,香港電台後來邀請他擔任《飛哥與你》的時事節目,同樣深受歡迎。

回顧飛哥一生,也許有不同的評價。很多朋友圍繞一個老話題討論:到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像飛哥這類人,理應得到北京重用而不是利用,但到頭來竟是棄用!撫今思昔,北京當年有過的胸襟,如今是多了還是少了?每想及此,我總感到欷歔不已。只能奉勸今天的人:如果你身處建制之內,可以學習飛哥的諍言作風;如果你身在江湖,也可以學習飛哥的心存魏闕。當然,最需要奉勸的還是擁有權勢的人,即使飛哥已經乘鶴西去,但你們願意學習飛哥的正直,至少敢於客觀地評價飛哥嗎?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