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有給《明月》撰稿，只緣前段時間都在埋頭寫一部長篇小說《龍母之河》，是為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而創作的。我的家族與當時整個國族一樣，都投入了這場艱苦卓絕的浩大戰爭。家族親人國共兩邊都有，他們的命運和這個國家的生死存亡連結在一起田。
我從未見過外公，他留給我的全部印象就是一個石胎青花瓷骨灰罐，在外婆家廳堂供奉。記得一年中只在忌日、清明和大年初一這些日子，那尊靜穆的青花瓷罐才被喚醒。它隔着裊裊香煙端詳外婆、子女和他生前無緣得見的一群孫輩。到我稍長大些，才知外公是國軍抗戰烈士。在新中國編撰的嶄新史頁中，抗日疆場戰死的國軍將士雖不列入階級另冊，卻也無光榮可言。所以母親甚少提起外公的往事，才讀初中便逢文革的我，注定要在動亂中蛻去少年的蟬翼。革命狂飆夷平了無數事物，外婆家的祭祀也停了。關於外公往事，長輩們益發沉默，我印象最強烈的，就是記得母親一次提起外公時說，「如果他不是抗戰犧牲，我們的日子更難捱。」母親語畢就下淚了。
當我十五歲離家遠行當知青，就算聽過家史一鱗半爪，但人都未長成就踉蹌走進另一個狂暴年代，家族記憶太遙遠了。我十五歲的人生沒有往事，只有眼前一片茫然。及至從瓊崖返城，我廿歲出頭，青春碎片卻已掩埋在五指山熱帶雨林裏，從手到心都結出硬繭。那個陰沉年代已時日無多，不久天下斗轉星移，外公的身世軼事不再是禁忌。此時我才知道外公是國軍上校，在柳州殉國。
當我在後文革時期成了作家，卻覺得自己所見所思都寫不完，無暇追尋外公瀰漫着戰火煙塵的故事。直到我的命運之舟漂移到美國，漸地覺得以前熟悉的變得遙遠，原來覺得陌生的卻影影綽綽拉近。十年前，我用現代通信工具對身歷抗戰的家族中人逐一做了訪談，當時是為了留下家族記憶，真實歷史從來都由個人敘事去完成。
外公殉國：一九四一蟠龍山軍火庫
燕京大學畢業的外公抗戰前在廣州市政府工作，廣州淪陷，他作為公職人員沒和家人一起逃難，而是投筆從戎到珠海打游擊，他彷彿遁入珠江三角洲的青紗帳，茂密蔗林在濕潤南風中揮舞着鋒利蔗葉，如同寒芒閃爍的刀叢，隔斷了他的音訊。直至一九三九年外公重新露面，已是四戰區政治部上校軍官。一九四一年六月，位於柳州的蟠龍山軍火庫因受潮，猝發驚天動地大爆炸，此刻疏於職守的庫長並不在其位。外公從司令部趕到現場，但見人仰馬翻，彈片橫飛。冒死不退的外公指揮軍民疏散，直至一波地動山搖的爆炸導致山體滑坡，外公顱骨被飛迸岩石擊穿，腦漿溢出。事發後倖存者都記得外公屹立於硝煙中的身影，說若非這位軍官臨危不懼指揮疏散，死難人數將不堪設想。
四戰區為軍火庫十二名死難官兵建立烈士陵園，紀念碑由張發奎題詞。外公軍階最高，群塋中墓碑最大。人類各部都篤信陵墓與碑銘比人和時代更長久，這個定律很靠不住，尤其在憑意志可以塗改歷史的地方，人的生命會被時代碾碎，而時代轍痕會被意志抹去。果然其後天翻地覆的改朝換代，令那座陵墓和它封存的烽火故事湮滅在革命塵埃之中。在沒有面孔的人民和沒有歷史的國度，只有個人敘事和家族記憶才最接近真實，這也是我動念寫這部長篇小說的原始衝動。
回眸我的成長時期被塞了一腦子濫情話語，所有英雄都被演義化。那時的我以為只有疆場上馬革裹屍、刑場上慷慨赴死才堪稱烈士。隨着閱世愈深，始知保家衛國的終極意義，不在土地山河，更不在某個主義某個政權，而在於人的生命。外公僅用四十一年就走完他的一生，在臺山鄉下的外婆，接到四戰區司令部用鐵皮公文箱寄來的遺物，裏面僅有換洗衣服和書刊，竟無分文。
烽煙螢火：家族中人的生命之姿
家族在柳州留下的雪泥鴻爪，還不止外公的忠烈故事。一九四三年，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將一群烈士遺孤接到柳州，家母被分配到柳州中正小學教書，在四戰區花名冊增添家母為準尉附員，可領取微薄津貼，除了吃飯只夠買一塊肥皂洗衣服，還有每月和幾個老師去吃一碗紅豆沙，此為母親少女時代僅有的甘甜記憶。此時我血脈源頭的另一端也蜿蜒到柳州來了—我父親是流亡學生，又是抗日演劇七隊成員。這時他輾轉到了柳州窯埠古鎮教小學，父親母親還須經過烽火年代的諸多磨難才得以結合。
卻說我二姨在韶關四戰區子弟學校志銳中學讀初中，她在那裏參加了左傾讀書會，打開了一片天空而後縱身躍入另一條命運川河。她未滿十五歲就參加了東江縱隊，成為抗日女戰士。四戰區司令部另有一特殊人物，他是長官部少校孫慎，我外公是政治部上校，他們是同事，但身份迥異。孫慎是中共地下特別支部第三任書記，他是海峽兩岸傳唱至今的《救亡進行曲》的作曲者，他還寫過《生命誠可貴》、《前進》、《游擊歌》、《募寒衣》、《大家看》、《春耕歌》、《我們是民族小英豪》等抗戰歌曲。是他發展麥新（《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作者）為秘密黨員。很多年後，孫慎成了我岳父。他享年一百零五歲，於二○二一年去世，化為聶耳、冼星海那一輩音樂人最後消逝的背影。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日寇發動一號作戰，桂林柳州相繼失守，家母和其他老師在漫天烽火中帶領全校小學生逃難，歷盡艱辛逃到貴州獨山，日寇掩殺而至，只得分散突圍。美國盟軍飛機撒下傳單，指示難民要走小路，盟軍戰機將封鎖公路。家母奉命丟棄行囊，帶着這群小學生穿越崇山峻嶺逃到貴州。途中家母和這群小學生與其他逃難師生失散，此刻唯有母親是這群苦海孤雛最後的依靠。彼時母親才十八歲，她以超乎年齡的堅毅勇敢，帶領孩子們在黑黝黝的群山中夜奔，輾轉到達貴州惠水縣城。現年九十八歲的母親說起這段往事依然老淚縱橫。
我在整理口述史時，發現家族中幾輩人面對大時代，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際，都有一種近似的姿態，如同微末螢火飛向無邊黑夜，哪怕寒露打濕牠的薄翅，吞噬牠的微光，卻留下飛翔之姿，掙扎着擦出生命的亮度。
從西江水鄉到普林斯頓
然而我寫《龍母之河》並非以家族往事為藍本，我秉承的只是長輩的精神，而非取材長輩的口述故事。小說背景放在西江兩岸的粵西草根社會，以前我曾寫過不少關於瓊崖的小說，那緣於五指山煙嵐繚繞的青春記憶。但我赴海南之前，先在廣東西江水鄉插隊，那年我十五歲。知青們來自廣州和肇慶，集體宿舍是一座幽暗老祠堂，正樑還懸着縫綴明代銅錢的紅布，那是蓋祠堂上樑時為闢邪而掛的，年深積塵已令色澤莫辨。傳說祠堂蟄伏着有仙氣的白蛇，知青都沒見過。只曾聽到半夜樑上有窸窣細響，潛入我的夢境。
兩年後我轉赴海南島，離開水鄉時就像訣別，少年時代結束了。五指山大林莽後來成了我文學生涯的深意象，而短短兩年水鄉生活，記憶失之淺淡。那裏是出產名硯的古端州，我離去時買了一方端硯存念，卻沒拍照留影，更使那段往事變得斑駁不清。然而人生履痕即便被風吹雨打去，也不曾抹掉。記憶越久遠色澤越深，就像被光陰繞進內圈的大樹年輪，不僅標記着我開墾過的瓊崖山野，也會記下青澀少年的水鄉故事。它只是被封存起來，等待被喚醒那一天。
命運河床蜿蜒曲折，我十五歲時在粵西水鄉，十七歲時身在五指山中，二十年後我到了另一片陌生土地，從頭墾殖人生。在普林斯頓大學，我有幸多次聆聽余英時教授的講座，其中講到中國農村的鄉紳制度和宗法社會，余英時教授少年時期在皖西山中度過，那裏保留着村族原生態，幾百年來都變化甚微。我少年時所在的西江水鄉，鄉紳和宗法已經被頻仍革命所夷平。那座大祠堂猶存，卻香煙寂滅，成了知青吵架、賭博、偷雞摸狗和寄宿頹廢青春的地方。那時我怎知道，古老祠堂並非舊社會的腫瘤，而是傳統文明的一道血脈。在普林斯頓聽余英時教授講學對我觸動很大，如同打開記憶閘門，又似西江大潮托起往事。余英時教授的睿智思想，使我找到連接不同歷史時段的環扣。我寫《龍母之河》嘗試勾畫大時代一組人物臉譜，西江龍母傳說和宗法祠堂，就是中國文化多種意象的沉澱。
我寫作過程中，彷彿感受到那片土地的深厚傳統及吐納沉穩的內息，烽火戰亂亦難以撼動農村草根社會不動如山的根基。小說人物的複雜關係，尖銳衝突，人性清濁，命運浮沉，最後之慘烈結局，實乃極端年代使然。在種種紛亂、撕裂、毀滅的劫灰之中，我希望能觸摸出貫穿不同朝代的那一股雄渾脈象。時值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我寫下這些感觸，作為對那一代人犧牲奉獻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