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對我說，中國現代文人，他只佩服兩個：胡適與魯迅。但是，李敖中學生時，因為魯迅著作在台灣被封禁，對他影響較大的是胡適和錢穆。錢穆的國學研究，李敖曾表示推崇，但因為錢的親蔣立場，他無意與之親近。然而對胡適，李敖可謂一往情深，終生敬仰。儘管以他特立獨行的性格，哪怕是面對神仙，他也會直言批評，但總體而言，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李敖還是以胡適傳人自居。

平起平坐

李敖第一次見到胡適，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時李敖在台中一中讀高二，年方十七。當時他已經閱讀了許多胡適著作，忽然聽說胡適到台中演講，便不惜曠課前往聆聽，回來還挨了老師一通訓。那天他只是抱着粉絲拜見明星的心態，在演講過後和胡適簡單說了幾句話，便深感滿足。回來後，他給胡適寫過一封兩千字的長信，訴說自己對胡適的崇拜，但沒有收到回信。想來這次會面，他並沒有給胡適留下什麼印象。

這個時期，胡適儼然是李敖的精神導師。不過李敖當時對胡適的崇拜，並不是盲目的追隨，而是一種理性的自覺。李敖曾對胡適解釋說，他博覽群書，在左派、右派和國粹派中選擇，有過各種迷惘和矛盾，最終看到胡適，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出於對胡適的敬重，他不能允許別人亂罵或亂捧胡適，他要親自告訴別人胡適的真實面貌。因而他開始研究胡適，高中和大學時代就寫了多篇介紹胡適思想的文章，以至於被朋友詰問：「你為什麼不寫點別的？你是專吃胡適飯的嗎？」

然而這種「人身崇拜」，幾年後就被他放在一邊。因為他發現胡適「有許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許多地方非常可愛」。他開始覺得，胡適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系觀念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從此他不再把胡適作為神，說自己仍然喜歡胡適，乃是因為胡適是「一個人」，有尊嚴，有味兒，對他當然沒有必要低三下四。於是他採取了一方面為胡適辯護，一方面批評胡適的客觀立場。這反映了李敖本人思想漸趨成熟的過程。

以上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正式交往之前。也就是說，他們兩人的交往，從一開始就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一個仰視、一個俯視的問題。

再傳弟子

李敖與胡適第一次正式見面，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胡適自美國抵達台北，特地透過他的學生、李敖的老師姚從吾，邀請李敖到臺大校長錢思亮家裏長談。胡適之所以如此禮賢下士，原因是李敖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從讀《胡適文存》說起〉一文，被雜誌主編雷震推薦給胡適。

其實這篇文章，寫於四年前李敖尚未進大學之時。因原先約稿的雜誌擔心敏感而不用，三年後才轉投《自由中國》。但文章內容，對胡適與其說是評論，不如說是質疑。屬評論的文字很少，無非是稱讚胡適的文風：「一點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筆都不放過」；「下筆很矜慎，文字很精湛」；文章都是「慢慢地用心寫的」；「他文章的範圍雖很雜亂，可是目的卻很簡單」；「他文章的極大部分是『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文章和『說老實話』的文章」。若說這些算是讚語，也無一句涉於吹捧。

文章重點在於質疑。所談的是胡適的過錯：一九五三年底，台灣遠東圖書公司出版四集合印本《胡適文存》。胡適為「稍稍節省排印費」而「重新校訂修正」，結果刪去了太多文章！李敖找出上海亞東圖書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胡適文存》第一、二、三集，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適論學近著》（即第四集原始版本），與台北的新版本一一比對，不厭其煩地羅列被刪去的文章標題。最後統計，四集中共被胡適先生刪去五十八篇文章，相當於整套書的四分之一篇幅，絕非胡適自己所說的僅刪去「一小部分」。李敖認為，這樣做並非必要。因為《胡適文存》自上海出版後，曾多次遭遇政府與日本人的禁售，能讀到的人原本就不多。既然今日整合出版，為何不以完整面貌呈現呢？

這一問，問得有理。胡適後來也承認，的確刪得太多了。真正令胡適吃驚的，並非李敖會提出質疑，而是李敖由此文顯示出對胡適史料的掌握已達集大成的水平。胡適不由得要會一會這位神奇的年輕人，由此才有了錢思亮家裏的約見。一見面，他便說：「啊，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

兩人於是促膝長談。這是胡適與李敖交往的開始。此時距離胡適去世僅不足四年。其間根據李敖的記錄與相關史料，兩人總共見面談話不過三四次，長談只有這一次。兩人的書信往還，也不過各有三五通而已。他們的幾次直接聯繫，大多由一位中介人牽線，此人即姚從吾。李敖認為，胡適是透過姚從吾這位北大弟子，認定自己也是北大系的傳人。姚從吾則說，胡適對李敖「待之如羅爾綱」，「胡頗欲使關係深切」。李敖甚至認為：「姚老似有延我為胡適秘書之意。」所以，僅從接觸次數來看，說他們聯繫密切或許未必，但胡適對李敖的感情，確實非同一般。

私交朋友

文壇皆知的一段佳話，是李敖大學畢業後窮困潦倒，胡適慨然解囊，寄上一千元支票以表資助。這一千元，恰是李敖當時一個月的月薪。但讀者未必知情，這筆錢，原本是李敖向胡適「討」來的。

李敖從臺大畢業，讀研之前，給姚從吾做學術助手。姚從吾當時供職「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需要聘用一位助理，便安排李敖就任，規定月薪一千元。但該委員會管理不正規，給助理發工資常常拖欠，引起李敖不滿。李敖想到胡適是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便寫信向胡適「告狀」。信中講到自己拿不到必要的生活費，又因為不好意思借錢，所以「三條褲子進了當舖」。這封信只是投訴和抱怨，並未提出什麼訴求。但胡適在七天後給他回信，信中有這樣的話：

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

原本，胡適只要公事公辦，督促「委員會」或姚從吾盡快給助理發薪即可。但他卻公事私辦，自掏腰包代「委員會」發薪，令李敖大為感動。李敖由此看到了胡適對他的賞識，也了解到胡適在待人接物上的「高人一等」。特別讓李敖感慨的是，胡適了解李敖的高傲，擔心他不接受這筆贈款，還特地編出理由，用自己收下李敖的贈書來「誘使」李敖收下支票。

但李敖認為，贈書和贈支票是兩回事。他給胡適回信說：

錢是可愛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說這是不「苟取」。老祖宗們鼓吹「一介不苟取」，何況一千元乎？所以在這件事上，我要堅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好心幫我一個大忙，那麼就讓我把它作為一項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轉一下，緩一口氣。我決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還你，「你千萬不要推辭」。這樣辦，又不過分貪財，又不過分狷介，又沒有利息，又穿上褲子，真是再好沒有了！

如果「謝謝」兩個字能表達我的感動，我一定毫不遲疑地用它來表達；如果我不用這種字眼，請你允許我尋找另外一種表達的方式。

所謂「另外一種表達方式」，正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之意。這裏繼續說李敖給胡適的這封回信。

胡適的「公事私辦」，使李敖感覺到他與胡適的交情，由「再傳弟子」一躍上升為私交朋友。於是他有了對胡適傾訴衷腸的願望。他給胡適的信是這樣開頭的：

老年人總愛把青年人當毛頭小孩子，所以我們心眼兒的話都不跟他們說。你在這方面非常開明，所以「李敖先生」願意請你聽聽他的故事。

這封信一氣呵成，足足寫了五千字，內容是李敖以虔誠之心，自述思想歷程。從祖父當過叫花子、土匪談起，談到父親李鼎彝—曾在北大做過胡適最平庸的學生，卻早被胡適忘記姓名，以致在請胡適幫忙介紹工作時被拒之門外，晚年流落台灣在中學教語文課。也談到自己的反叛性格，甚至在父親葬禮上拒絕下跪磕頭。當然，他談得最忘情的，是中學老師嚴僑。

嚴僑是嚴復的孫子，在內地時是中共黨員，自願偷渡到台灣，「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但到台灣後，又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內心矛盾，整日酗酒。三思之後，因為看穿了國民黨的不可救藥，決定仍舊以偷渡形式返回大陸，並希望帶李敖一起走。李敖表示願意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但不久後，嚴僑被五個大漢綁走，兩年後傳出死於火燒島。

李敖在信中將這些重大隱私與心裏話，都老老實實與胡適分享，信任甚至超過對親人。要知道，當時的台灣正處於「戡亂戒嚴」時期，若親共和準備投共的心跡被當局察覺，難免牢獄之災。胡適明白其中利害，所以他給李敖回信，不敢通過郵局，只讓姚從吾轉交。

這封回信帶來一個意外消息：嚴僑並沒死，已出獄，正在台北育英中學教書。事有湊巧，嚴僑的妹妹嚴停雲（筆名華嚴）剛出版了小說《智慧的燈》，曾與丈夫葉明勳登門拜訪胡適。聊天時，胡適把李敖的信給他們過目，才得知嚴僑尚在人世。胡適立即轉告李敖，李敖喜出望外，當天下午即奔赴探望恩師。

胡適從這封長信中再一次對李敖刮目相看。出於欣賞，他甚至將此信傳閱給身邊人，希望大家了解這個卓爾不群的青年。不料胡適去世前夕，信件流入轉向國民黨右翼的徐高阮之手。他五年後竟將信油印散發，並與胡秋原一同在《中華雜誌》刊登，還向警局舉報李敖為「叛逆分子」。

幸而時過境遷。雖然警局介入，嚴僑被再度拘捕，李敖也遭以「匪諜」疑犯受審，但依據當時《刑法》，李敖只是「一度想回大陸」，尚未實行，不構成「預備內亂罪」。至於「知匪不報」罪，因已過追訴期，最終無罪。李敖逃過一劫。

胡適當然並不知道他的無心之舉給李敖帶來多大麻煩。因為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突發心臟病去世。胡適不但沒有等到李敖報答知遇之恩，甚至連李敖約定歸還一千元的日子（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也未能等到。這樣，他給李敖的一千元借款，終究成了贈款。

（三之一，未完待續。圖片由李昕提供。作者為三聯書店前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