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張信剛教授之名已久。作為文化界的一個工作者，知道「張信剛」這三個字是因為二○○三年他領導的文化委員會發布了對於香港文化發展的《政策建議報告》，從此在香港文化發展進程中留下足跡。張教授和香港的緣份頗深，一九九○年，他赴港創立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一九九六年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一九九八年在城大創建現已頗有成就的創意媒體學院，他非常重視人文教育，擔任城大校長期間，成立了中國文化中心，通過一系列必須選修的人文課程，提升本科生的文化素養，打造了城大獨特的文化風景。

他是國際上知名的生物醫學工程專家，曾在三個美加著名大學任教二十餘年，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任美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會長，一九九四年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學院院長兼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先後獲頒英國皇家工程學院外籍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法國國家學術棕櫚司令勳章。他也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近年來，他又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身份—「絲綢文明踐行者」，他用雙腳丈量絲路，從一九八七年和妻子周敏民老師首次踏足敦煌與新疆，從此探尋絲綢之路，隨後的幾十年中，他多次沿絲綢之路旅行和考察，也把途中所見所聞以及相關的人文歷史用文字記下，結集成書《文明的地圖─一部絲綢之路的風雲史》、《大絲路行紀：漫遊草原絲路》、《大絲路行紀：穿越綠洲絲路》，目前還在準備「大絲路行紀」的第三部《尋訪海上絲路》。

橫跨東西的人文視野

著名學者杜維明教授評價說：「張信剛在文化中國的知識人中是最受尊重的公眾人物之一。他突破了專業化日趨嚴重的學術界：科學—人文，行政—教研，專家—通才，乃至古今中西之爭的藩籬。」

在張信剛眼中，他從來沒有在某一個階段將自己定義為文科或理科。在台北長大的他，小學時即已有機會上台演講，各科成績都不錯。中學時，高二、高三要文理分班，他因應當時的社會傾向，順理成章地選擇了理班。但他也喜歡文字，是中學校內雜誌的撰稿人，也參與編輯。畢業後在當時的招生制度下考進第一志願：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但在讀土木工程時，仍然偶爾寫文章，也曾參與辦雜誌。

張信剛憶起，一九五○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譴責「北朝鮮對大韓民國發動的武裝進攻」，後來更是通過了派遣聯合國軍的決議案。那時候他是個五年級的小學生，有一門「公民課」，老師安排同學們重演安理會的那場會議，他被委任為「法國在安理會的代表」，所以他在「開會」前閱讀了一些他能接觸到的關於法國的資料。正因這一點小小的啟蒙，培養了他日後對法國文化的興趣。他還記得模擬會議的那天，他母親把他父親穿了多年的一套舊西裝改造，剪短了褲腿和袖子，他就穿上這套西裝，到學校去開「安全理事會」。

「從來沒有人跟我說，你是個理科材料或文科材料，但我每次考試都可以過關。」他頗為滿意地回顧。他又說：「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專權的政治制度，父母們大都認為學理工比較安全！」那時候，不論文理，幾乎所有考生的第一志願都是進臺灣大學。但是他進入臺大工學院後，把工學院四年課程裏所有的十六個自選學分都用來學法文。本科畢業和服役後他拿到史丹福大學的入學許可和助學金去念碩士，之後再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博士學位，那時候博士學位的資格試還要考一門主要的外國科學文字，他便順理成章地通過了法文考試。

因新疆而起的絲路情懷

而這份絲綢之路的緣起，是來自於小時候的情懷。小學的時候，從課本中讀到張騫通西域和班超投筆從戎的故事，前者開闢了舉世聞名的西域絲綢之路，後者則投身於開拓和維護漢朝疆域的事業，在年少的張信剛心中種下「新疆」的種子。此外，他有家中長輩在新疆生活過，也有一個自幼到台灣的維吾爾族同學，有時聽到他們講新疆的故事。大概從五年級開始，對於新疆便有了很多「羅曼蒂克」的想法。

但實現去新疆這個夢想，卻並不容易。一九七八年，是第一次全家回內地，當時一家四口在全國遊覽了很大一圈，去了很多地方，唯獨是要求去新疆沒有被批准；一九八三年，張信剛已經是正教授，被邀請回北京衛生部屬下的醫學科學院講課。那時候國家很少外匯，對於如他這般的學者便提供了一個又誘惑又「公平」的方法，回來講課的學者要自己出來回機票費用，但是到了內地包吃包住，上完課之後三個星期，還會安排專門人士陪同在內地遊覽，費用全包。講課費是沒有的，但是仍然有很多海外的中國學者回國講課，藉這次機會他又提出去新疆的想法，又未被批准。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愛國學者」又自費回去講課了，而這次申請去新疆竟然被批准。在太太陪同下，去了烏魯木齊、喀什這兩個新疆最重要的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在喀什，碰到幾個巴基斯坦商人，張信剛問他們是怎麼來的，巴國商人說，乘汽車上來的，張信剛又追問﹕「How long did it take?」他們回答：「Too long.」儘管「Too long」，但留下了印象：喀什是可以去到巴基斯坦的，而現在，中巴國際公路開通後，兩邊的交通已經便捷了許多。

從一九五○年左右對這片土地產生興趣，到一九八七年第一次來到這裏，足足走了近四十年。這也是張信剛第一次踏足具有中亞風味的土地，與從前生活過、遊歷過的台灣、東非、北美、歐洲都不同，見到了以前從未見過的社會風貌。至此開始，這片地區彷彿有一種磁力，使他去過九次新疆，四次中亞，也曾在土耳其住過七個月。

您小時候有夢想嗎？「有，到新疆去。」這個夢想，四十七歲才真正實現。

除了這份地理上的情結，張信剛也對伊斯蘭文化產生了興趣，為之後研究絲綢之路埋下伏筆。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是他學術休假期間，他帶家人來到巴黎大學（Université Paris-Val de Marne）的醫學院做訪問教授。聖誕節和新年假期，一家人開車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與葡萄牙曾經由北非過來的穆斯林統治長達八百年，所以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受到很多伊斯蘭文明的影響，至今仍保留了若干北非傳去的文化遺產。這個經歷突然讓張信剛發現，作為一個台灣長大、在北美居住已久、自以為對中西文化都有些認識的人，對伊斯蘭文明的認識實在太少了。

次年他回到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正巧這所大學裏有北美洲最好的伊斯蘭研究院（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因此他經常抽時間去這個研究院聽課，借書，試圖了解伊斯蘭文化。

事實上，公元十三世紀蒙古人三次西征時，古老的絲綢之路早已紛紛伊斯蘭化，從敦煌之西到伊斯坦布爾之東幾乎全部屬於伊斯蘭文明區。

經過九一一的浩劫之後，西方世界於十字軍東征結束五百年之後，再度檢視伊斯蘭文明，並且很關心文明的衝突。此時，張信剛收到不少邀請，要他以英語或漢語分享自己對伊斯蘭文明，特別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看法。因此他又花了頗多時間學習與研究伊斯蘭文明的種種。

研究絲綢之路，不能只是知道絲綢、地理路線、各種語言，一定也要認識伊斯蘭教。因此，研究絲綢之路的幾個條件，都在冥冥中、無意間取得了。再回頭看，完全不是計劃之中。

絲路的現代意義

絲綢之路作為數千年來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交通體系，它不僅連接了東西方的物質財富，更連接了人類的精神與文化，成為了綿延長遠的文明網絡。

張信剛認為，在歷史過程中，人和人的來往帶來人口通婚、貨物交換與思想交流。既然有交流，就必然有融合，也有衝突。然而，文明之間的衝突，即使在被普遍認為是處於全球化時代的當代國際社會，仍然無法避免；不同國家與文明之間的矛盾仍然不可忽視。

對於「衝突」，張信剛認為，人類想要贏的自然欲望還沒有被理性或理想大幅減低，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地意識到，人類需要彼此合作才能克服大自然給我們的限制（如颱風、氣候暖化等自然現象，以及病毒肆虐），這才是人類最大的挑戰，為此大家應該團結合作。

「現在大家常用的詞語有：叢林法則、和平共存、人類命運共同體。」張信剛說﹕「和平共存是幾十年前就提出來的理想，然則不易實現；從古至今人類的利益與信念一直都有衝突，局部的衝突總會爆發。」

然後，他舉了個假想的例子。兩個人爭做一座山頭的主人，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推下山而跌死。成為山頭「主人」者在風吹雨打和無法靠自己捕獵種植時，也得餓死或累死。在餓死或累死之前，「勝利者」會體認到，把對手推下山是自己失敗的開始。

張信剛強調：「我們人類就只有這一個地球，現在人類擁有的毀滅力已經足以毀滅這個地球，因此人類的前途並不一定光明。」

他認為，絲綢之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十九世紀末期一個德國人因為研究鐵路的建設而涉及中亞與新疆歷史的發展，於是把這條路取名絲綢之路。但這條路上不僅僅有絲綢貿易，還值得我們去理解未來的交融不僅靠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傳統，更是需要文化的交融。「我個人真誠的希望大家都意識到我們共同只有一個地球，大家必須一起在這個星球上分工合作。」

「這不僅僅是美好的願望，還是唯一的希望，否則以人類現有的破壞力，衝突下的連鎖反應，兩個人都會從山頂掉下來。」

香港是中國文化的窗口

張信剛和香港淵源深厚，更在香港文化發展進程上留下足跡。二○○○至二○○三年間他出任香港文化委員會主席，二○○三年，委員會在他領導下發布了對於香港文化發展的《政策建議報告》，旨在令香港發展成一個開放多元的國際文化都會。至二○二二年香港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二○二四年發布《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當時的建議報告內容一直被提及和引用，有重要的指標和參考意義。

今時今日，香港被委以「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重任，更需要自身文化優勢的創新發展和與國際文化藝術的「對話能力」。張信剛認為，香港一定會成為中國文化對外展示的窗口，以及外國文化進入內地的橋樑。

行者永不止步

張信剛熱愛旅遊，這是從青年時期就養成的習慣。早在一九六三年從台灣飛埃塞俄比亞（Ethiopia）與在當地工作的父母會合時，在辦票職員的善意安排下，特別找了幾個轉機不方便的航班讓他乘坐，由各家航空公司負責轉機時的酒店住宿。這一行他就從香港去了曼谷、孟買、貝魯特，然後到達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迪斯亞貝巴（Addis Ababa），最後再搭乘埃塞爾比亞的內陸航線到達這個非洲古國的古都貢德爾（Gondar）。不經意間，他已經展開了亞非之旅。

多年來，在繁忙的工作中，他都會擠出時間去旅行，更以「人家買股票，我買機票」的阿Q精神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旅行和實地考察中，將腳下的足跡化為筆記，出版了諸多書籍，其中幾本作品更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廣泛傳播。在他筆下，除了親身經歷揭開一個又一個地域的面紗，他也會以戰略的眼光、理性的角度去剖析文明的衝突與交融，一個地方的前世今生、未來和展望。

二○○七年，他從城市大學退休，在北京、上海、伊斯坦布爾分別住過六至十八個月。二○一四年，開始加拿大—香港兩地居住的模式，每年有大約半年的時間與北美洲的子女孫輩共度。但旅行的計劃從未停止，多年來參加了兩三個志同道合的小團體，去過很多地方—二○○八年伊朗、二○一○年南高加索，二○一一年塔吉克斯坦、二○一四年巴爾幹半島與土耳其、二○一五年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二○一八年法國南部、二○一九年伏爾加河、二○二二年特別去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二○二三年又去了阿爾及利亞與突尼西亞。「我們正在討論去波斯灣西岸的阿拉伯幾個國家，目前計劃十一月去阿聯酋、沙特和科威特。」

至於寫作，原本是愛好。早年間工作繁忙，在他形容是「忙透了」，工作之餘會寫一些散文，於是七十年代開始出版了幾本散文集《新天集》（一九七四）、《楓林集》（一九七六）和《一分集》（一九七八）。退休後，社會上的活動比以前少了很多，有了較多時間寫作。在二○○九年時，時任《信報》總編輯陳景祥先生邀請他在報紙開設專欄撰寫中東的見聞，每周要寫一篇三千字佔半版的文章，太太周敏民便順理成章成為編輯和校對審稿人。《大中東行紀：遊走於文明之間》是在一個又一個專欄截止日前完成的，他更憶起有一次意外胃出血送進醫院，在病房裏還得寫文章，就這樣，這本書在二○一一年出版。之後，他決定書寫「草原絲路」、「綠洲絲路」和「海上絲路」三部曲，目前前兩部已經完成，為了籌備下一本「海上絲路」，他計劃深入了解一些海濱城市的港口，雖然他已經旅遊過東北起海參崴，南至新加坡、雅加達、帝汶島，以及印度洋中的科倫坡與紅海之濱的吉布提。

張信剛強調，香港作為一個海港城市，既是大灣區的一部分，和珠江流域的下游一帶相結合，同時又面對廣袤的海洋。因此香港正面臨歷史性的機遇，在連接珠江地區以及南海地區時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當然，這離不開香港的法律體系、金融貿易活力、語言優勢、以及國際聲譽等方面的優勢。「海上絲路正是香港發展的機遇與關鍵。」

（圖片由傅曉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