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在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前途」演講會致辭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的這番評價，道出了諶容作品最核心的價值：她以文學的筆觸，深刻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衝擊下，依然懷抱報國之志、堅守文化理想的靈魂軌跡，以及為人民服務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獻身精神。她的作品不僅是文學創作，更是一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正因如此，《人到中年》先後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一等獎，並被多次搬上舞台、改編成電影，影響力遠遠超越文學領域，成為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兩年前諶容逝世，一直想寫點東西，因為瞎忙，沒能顧及，近年見到她的作品《人到中年》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還搬上舞台劇，感動不少觀眾。終於鼓起餘勇，寫了這篇文章。

我認識諶容，始於一九八二年。

那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了一場盛大慶祝活動。這是「文革」結束不久，文藝界剛剛復蘇的時節。許多久未謀面的老一輩作家如「出土文物」般一個個現身：夏衍、周揚、丁玲、俞平伯、端木蕻良、蕭軍、廖沫沙、陽翰笙……紛紛露臉。與此同時，一批改革開放後脫穎而出的新銳作家也齊聚一堂。老作家我認識不少，但新一代的作家，過去相交極少。

在那次盛會上，三位新晉女作家成為全場焦點：諶容、張潔、張抗抗。她們各具風姿—諶容莊重而沉靜，張潔娟好而文雅，張抗抗開朗健談。也許是個性使然，諶容的內斂讓人感到不易接近。後來我與張潔、張抗抗成了深交的朋友，與諶容的深入交往，則要等到兩年之後。

不容冒犯的剛直

一九八三年，我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為了報考美國的大學，我在愛荷華多逗留一年，在愛荷華大學語言系進修英語，延至一九八四年才入紐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及雜誌學。也正因如此，我有機會遇見參加一九八四年度寫作計劃的作家。

這一年的內地作家有諶容、徐遲；來自台灣的則有管管與袁瓊瓊夫婦。

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作家，大多被安排在五月花公寓，兩位作家共用一間廚房。寫作計劃每月給每位作家發放一千五百美元津貼，每周派車接送大家到近郊超市採購蔬菜、肉類及日用品，自行開伙。

諶容與徐遲共用一間廚房。然而徐遲在內地有保姆照料，對廚房事務一竅不通，只好天天到諶容那邊蹭飯。諶容個性硬朗，是個喜歡自在的作家，徐遲日日來蹭飯，令她不勝其煩。時日一久，難免假以顏色。徐遲無奈，轉而投奔柏楊夫婦。柏楊與張香華寬厚大度，並不介意，但日子長了，徐遲自己也覺得臉上掛不住。最後索性跑到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吃現成飯，一去不返。寫作計劃主持人聶華苓也為此一籌莫展。

這段小插曲，讓我對諶容的性格有了更深的體認：她是個不喜糾纏、講究邊界的人，骨子裏有一種不容冒犯的剛直。

在愛荷華再次遇見諶容，我們反而交談漸多。她告訴我，她的先生是《人民日報》的主筆，撰寫社論與專論，令人肅然起敬。難怪她舉止優雅，一舉一動均有方寸，有一種令人肅然而難以踰越的沉穩。

然而她本人雖出身名門、丈夫居要職，卻是個率性而為、不受拘牽、一心熱愛寫作的人。她的作品與她的言行頗為一致：敢說敢為，對知識分子長期受到壓抑與不平等待遇，敢於發聲。這種「文如其人」的品格，正是她小說價值的根基—不虛美，不隱惡，以真誠直面現實。

我在一九八四年對她做了一次深入訪談，她放開胸懷侃侃而談，毫無顧忌。以下是當年訪問的錄音整理。

諶容訪問記

時間：一九八四年九月

地點：愛荷華五月花公寓

彥火（下稱「彥」）：好像你童年沒念過什麼書？當時你在農村。

諶容（下稱「諶」）：家庭出身不好，非勞動人民家庭。我父親是國民黨最高法院的負責人。

彥：那你應該受到良好的教育。

諶：童年時也上過學，但後來解放了。抗戰時我在重慶鄉下，解放時我在重慶，一九四九年。我一九三六年出生，十三歲；十八歲進大學。後來在重慶參加工作，在一個書店當售貨員。解放前只念到初中一，在重慶女二中。解放後想脫離這個家庭，自食其力。當時只要你工作，就是參加革命。我到了書店，那是專門為工人開的新書店，工人出版社的門市部，我在那裏待了一年。一九五一年三月開始，一九五二年六月進入西南《工人日報》編輯部，不是當編輯—我才十六歲，負責拆信封，分給編輯，晚上收聽記錄新聞。我文化程度比較低，但不甘心，別人大學生、高中生，我就自修初高中課程，還學了一點俄語。一九五四年九月，國家提倡考大學，我就考了北京俄語學院，到了北京。我初高中都沒念，大學二年級時，二十歲結婚。我愛人是原來西南重慶《新華日報》的，即後來的《人民日報》，現在還在《人民日報》，叫范榮康，寫社論的，評論部主任。

希望有點文人的骨氣

彥：當時你的出身，念大學沒受影響？

諶：沒有，當時非常好，只要分數夠了就憑分數錄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都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只是大學一二年級時有過一次小型批判運動，但那是針對別的同學。我只管業務、管功課，到現在我還是非黨作家。

彥：你什麼時候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

諶：從小喜歡文學，但從沒想過當作家。大學畢業後到廣播電台工作，做蘇聯廣播，當時是非常好的工作。五年以後生病了，不能再工作。報刊搞了一個欄目叫「走向文學之路」，我是這組文章的第一篇，題目叫〈痛苦中的抉擇〉。這篇文章講我從廣播電台生病以後，經常暈倒。我嘗試過很多事情，搞過翻譯，最後因為從小喜歡看小說，就想寫點東西，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我很同意「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個說法。後來我自己花錢、自己找關係去了山西。

彥：為什麼說你下放農村？

諶：下放是後來的事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山西、河南、北京郊區，我都去過。我開始寫劇本，寫了三個都不成，沒發表。我沒有受衝擊，因為我沒上班，拿勞保工資。生病後從廣播電台調到教育局，但也沒上班。造反派沒參加，保守派也沒參加。但逍遙派也不能光逍遙。到一九六九年，這期間我寫劇本，都沒發表，但對後來的創作有好處，幫助我掌握結構和語言。六九年下放，一去四年。北京郊區通縣，還算比較近。要說真話，真正也沒什麼人管我。就是在那時開始寫的。最近要出一本《諶容研究專集》，裏面我寫了一篇很長的自序，一萬五千字，把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寫清楚了。

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嚴文井出面。我的小說稿送去後，造反派說正好批一批我—像諶容這樣「反動派」的女兒。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最壞的情況，我當時三十六七歲。十年心血，化為烏有，都快氣瘋了。當時主持這事的是江青。我先生處境也不好，他正好不在。我寫了一封信給中央辦公廳，信裏根本不敢提他，好像沒有范榮康這個人。信通過郵局寄去。辦公廳找我，把原稿要去看。這在當時很少見。他們看完小說，中央辦公廳批給人民文學出版社，說作者本人沒問題，小說也比較好。出版社馬上把我請回去，把書出了。我當時很清醒：只求出書，別的事一概不管，不想當官。出完書我就溜了，又去了山西。

七五、七六年，寫第二部長篇《光明與黑暗》。粉碎「四人幫」後我調回來，要求創作假，單位要按事假算。我沒跟他們吵，就走了，從七六年扣工資扣到八○年八月。其實他們想讓我承認紀律性、組織性不強，我說我寧肯餓死。那時我的小說在社會上還沒有影響，我半年沒上班。這種情況下，壓力是很大的。但我認為我是對的，一定堅持，不管你們說什麼。三年半，我希望有點文人的骨氣，不去哀求誰。七九年我出了中篇。

彥：我當年看到你的小說《永遠是春天》，很受歡迎。

諶：那之後第四屆文代會，本來跟我沒關係。會上表揚了兩個中篇，一個是《永遠是春天》。茅盾先生和評論界認為這篇小說還不錯。

彥：老實講，這個中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諶：那當然不可能出。這篇小說其實一年前已經寫出來，人家看了說是「絕命的哀歌」。

《人到中年》揭知識分子外流問題

彥：八○年《人到中年》發表。陸文婷在現實社會裏是不是真有這個人？你為什麼對醫院生活這麼熟悉？

諶：這些知識分子的生活我很熟悉。醫生朋友很多，所以寫了之後很多人對號入座，說寫的就是她。其實生活都差不多，這是平常積累的。寫到眼科醫生時，我專門去醫院待了一個月，主要解決技術問題，比如手術。我看的並不是某一個人，而是從很多人中提煉出一個典型。

《人到中年》的價值，在於它第一次如此真實、如此動人地呈現了中年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依然恪盡職守，將患者的生命、國家的未來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陸文婷這個形象，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朽的典型人物。

彥：當時的情況，出國是不是知識分子的一條出路？

諶：當時知識分子外流的問題，報刊上都沒有說。我開始構思這篇小說時，還沒有「出國」這一說。到醫院以後，發現醫生外流情況很嚴重，甚至技術比較好的醫生也在走。我想，我們要搞四個現代化，很需要知識分子，這樣老往外跑，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我出於好心，不管那麼多，就寫了。我沒考慮這是不是一條出路。我覺得生活確實如此，這件事不應該發生。我在作品裏提出來，也許會受到重視—很簡單的想法，就這麼寫了。

彥：這部作品在海外很受重視。在表現手法上也比較新，時空交錯。另外你那部《真真假假》，我覺得對現實的針砭甚至超過了《人到中年》。

《真真假假》提倡講真話

諶：這是一個常在我腦子裏盤旋的問題。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人真假顛倒，很難講真話。那時逼着你說話。十年內亂以後，知識分子心有餘悸，這個問題仍然存在。一個民族，要那麼說假話，總是一種悲哀。但現實又確實如此。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後，知識分子的那種小心翼翼，對我們沒什麼好處。應該提倡講些真話吧—不一定你講的真話都是對的，但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真真假假》寫的是研究所，其實不止是研究所的問題，更是寫多少年來政策不落實，知識分子心有餘悸，有自卑感。

彥：海外很多評論都很肯定這部作品。

諶：評論界不敢提，也沒人敢批。有些人開玩笑說我有「後台」什麼的。我扣工資的問題又鬧到中央去，太不像話了。好像我這樣一個作者，給江青寫過信—後來我乾脆把事情說清楚：我給她寫信只是為了出書，沒有別的牽連。在國內，從為人到作品，從生活到寫作，我都是比較嚴謹的。我沒什麼可怕的，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主張「無知才能無畏」。第一是喜歡文學，應該支持反映生活。我有我的缺點，但我是從好的願望出發，不是想打倒誰，也不是想謀取自己的權利。

彥：在海外反而有些評論比較肯定。《真真假假》之後，你有什麼新的寫作計劃？

諶：《真真假假》之後寫了很多中短篇。有個《楊月月與薩特之研究》，你看過嗎？今年我發了一個《錯、錯、錯！》，寫家庭問題、婚姻問題。

彥：你覺得做一個成功的小說家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諶：首先恐怕是要熱愛生活，對生活要像一團火。熱愛生活，歸根結底是愛人。生活是個非常抽象的名詞，但作家始終生活在生活之中。首先要熱愛這些，才能滿懷熱情地去了解歡樂與疾苦。我每年寫作時間大概佔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時間用來讀書和做社會調查，惡補古典、古文、外文，英文也是自學的。要讀兩本書：一本是死書，一本是活書。活書就是社會、生活、人。我特別相信「眼見為實」—不是說只看農村，而是對待生活的各種事情、各種人，都要自己去接觸，不能聽人講一遍就完了。鄉下農村我也是自己去的，去看。農村確實變化很大，也想寫一點。

後記：不躲閃，不諂媚的作家

重讀這篇將近四十年前的訪談，當年的對話依然鮮活。諶容的剛直、率真、對文學的執著、對知識分子的關切，一字一句都留在紙上。她一生歷經風雨，卻始終保持着文人的骨氣。

楊振寧先生說她「深刻、實際、到家」，我以為還要加上一個詞：勇敢。

她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樣，不躲閃，不諂媚，在沉默的年代敢於發聲，在苦難中不曾低頭。從《永遠是春天》到《人到中年》，再到《真真假假》與《錯、錯、錯！》，諶容以一系列擲地有聲的小說，為中國當代文學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她不僅記錄了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尊嚴，更以文學的方式參與了社會的反思與進步。這樣的作家，這樣的小說，值得被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記住。

（圖片由作者提供。作者為本刊榮譽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