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專稿
2019-5-30
二〇一九年六月號
特稿:胡耀邦的生活理想──從一九六五年說起(胡德華)

《一九六五:耀邦早春行》這本書是由陝西省《安康日報》記者李大斌同志撰寫,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於二○一四年八月一日在全國新華書店公開發行的。這是第一次向廣大讀者介紹耀邦書記在省委書記任上的書籍,我衷心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和作者的辛勤勞動。

耀邦書記是一九五二年離開川北行署到團中央工作的,擔任團中央書記,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後,他就離開了團中央,被任命為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西北局第二書記。他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到陝西正式主持工作。然而僅僅過了半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六月份就被迫離開陝西回到了北京。在這半年中實際上只工作了三個月,另外被批判了三個月,當時有人戲稱他這是「百日維新」,而這本書也只是記錄了這短短的三個月當中的一瞬:即僅僅的八天。

他上任前按常規拜訪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楊了解他的率直,好心叮囑他「陝西情況複雜,到任後一年之內不要說話」。但他哪是那種人呀,到了陝西後便馬不停蹄地熟悉情況,調查研究,雷厲風行地解決問題。一九六五年二月初春節前後,他就到陝西最窮困的地區之一安康調研,那是陝南秦嶺地區,山高坡陡,八天大概走了七個縣,在這八天中他通過調查研究頂着巨大的壓力,解決了很多今天在常人看來應該解決但卻從來沒有人敢於正視敢於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呢?

更早的平反冤假錯案

第一,我們黨和國家自從一九五四年反對高崗以後,運動不斷,陝西更是重災區,據我所知就有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以及習仲勳反黨集團即因劉志丹小說而獲罪的大批幹部,還有從陝北陝甘紅軍以來,大大小小的名目繁多的「反黨集團」。以及被當做敵對分子或被誣為有政治經濟問題,而被逮捕入獄的幹部群眾有六千四百七十人,被拘留五千人,被整死六七百人,幾近人人自危。他經過縝密的調查研究,果斷地停止了「雙開」即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把那些在歷次運動中被冤枉傷害的和被錯判重判的各級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通通把他們解放出來,讓他們大膽工作。對於犯了一般錯誤,但是按照當時的「階級路線」,要罪加一等或罪加幾等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被按照犯罪而被判刑入獄的,一律實事求是地予以解決,這也是平反冤假錯案吧。可以說一九七七年開始的撥亂反正,他一九六五年就已經在做了。

第二,大力發展生產。自從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林彪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在「政治可以衝擊業務,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的巨大壓力下,耀邦書記卻在調研的每個縣的幹部大會上反覆說:「我們到了秋收後還要召開全省的優秀評比大會,大隊幹部、公社幹部什麼人是先進呢?」「你所管轄的地方能把生產領導好,這是最主要的標準。」「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只有生產不斷發展了,才能談得上大好形勢。只有領導群眾增了產,才稱得起為人民忠誠的服了務。」「那個時候就要讓你們上主席台,讓你們向大家做報告,報告你們是如何帶領社員們發展生產取得豐收的。」

解決生存問題跟資本主義無關

第三,就是開放農貿市場。當年毛澤東所大力批判的所謂「三自一包」就是指「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本書裏講到,他看到一個農民背着一捆柴火在那站着,他說:「老鄉你是不是要賣柴啊?」老鄉嚇得就跑連連說:「我不是賣柴的。」因為自由市場是要被取締,「投機倒把」是要被判刑的。他說:「老鄉你回來,你就在這裏賣,誰要不讓你賣,你就說是我們的省委書記胡耀邦讓我在這裏賣的。」他又進一步問:「老鄉你為什麼要賣這柴呢?」老鄉說:「我賣柴是為了買一把砍柴刀。」聽後他就跟同行的幹部說:「農民這實際上就是以物易物,是簡單再生產,是為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跟資本主義沒有任何關係。」他說農民用砍的柴換一把柴刀,賣幾個雞蛋換一點鹽巴,這種簡單交換自古有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了,哪裏出現了資本主義?他說只有「為賣而買」的物品才是商品,不是自己的生活必需,商品通過交易才能獲取利潤增加資本,而「為買而賣」只是為了基本生活最簡單的產品交換。我們就是要給農民自由交易的自由,互通有無的自由。為買而賣的集市貿易,是為最簡單的產品交換提供的平台,我們不但不能禁止,還要愛惜要保護。我感覺他能把馬克思抽象深奧的資本性質,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讓基層幹部和普通農民百姓一聽就明白,就能掌握,真是難能可貴。

在陝西與湖北相鄰的旬陽,他問:「你們這裏自古就是水陸碼頭,在漢江邊上原來有很大的市場,現在怎麼沒有了?」同行幹部說:「我們省裏讓關掉了。」他說:「為什麼要關掉?」答:「因為我們陝西比湖北窮,我一些農副產品賣的價格便宜,往這一擺,湖北那邊都出高價買走了。」耀邦書記說:「蠢啊,人家出高價都買走了,這是好事情啊,你們為什麼要關啊?我們現在大家生活的這麼貧困,讓人家都買走不好嗎?」幹部說:「我們這邊的東西都讓他們買走了,我們的東西就少了。」耀邦書記真的生氣了說:「你們真蠢!你東西少了錢還多了呀,有了錢還能再買別的。這就是搞流通,你們要把這個恢復起來。」

胡耀邦並非摸着石頭過河

第四,減輕農民負擔。由於大躍進、放衛星,虛報浮誇,隨之而來的就是全國掠奪性的高指標高徵購。由於當時農業生產方式手段落後,基本上是靠人工,是重體力勞動,所以他認為農民一定要有強健的體魄,首先保證飯要吃飽,而且一定要有肉吃,有油吃。陝西本身就是老區、貧困地區,絕不能不顧百姓死活搞高徵購,所以他給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打報告,提出貧困地區要免徵糧食棉花,讓窮困的農民休養生息,而且保證過兩三年我們加倍返還給國家。他向百姓宣布:公購糧減少了,手裏糧多了怎麼辦?可以多產多吃,多產多留,再多了還可以餵豬。他不提倡毛澤東的「忙時吃幹,閒時吃稀」,這對每個月只有二十多斤原糧處於半饑餓狀態下的農民調動了極大的生產積極性。

第五,針對毛澤東的「以糧為綱」,他提出以糧為綱是對陝西全省而言的,而在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我們「不能盲目地搞糧食自給,而是要搞經濟自給」。在陝南秦嶺山區一定要搞因地制宜,多種經營。這裏山高坡陡,再怎麼學大寨也不可能長好棉花,不可能長好麥子,你要徵購棉花、麥子這些東西都放在我們關中平原,在平原上才能夠豐產,省計委的工作一定要研究改進。我猜測這時他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弊端,一定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在一般人看來山區耕地十分稀缺,怨天尤人怪老天不公平。而他認為不能兩眼只盯在「耕地」上,他認為山區的山地廣闊,山區的桐油、茶葉、花椒、核桃、大棗、木耳、黨參、黃連等土特產都是大自然給予我們的財富。山區還要大搞植樹造林,國家缺乏的是木材啊。有草山的地方,不要再開荒種糧了,要養牛養羊大力發展畜牧業,要靠山吃山,多種經營,用勞動把資源變成財富。

但是收穫了產品還要能夠運出來,而秦嶺地區貧困閉塞,國家又規劃不到這裏,怎麼辦?他提出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省裏提供百姓無法生產的炸藥雷管鋼釺等物資,縣公社大隊的幹部規劃組織,農民們自帶乾糧,以工代賑,用自己的勞動為自己的幸福修路。他說:「現在國家省裏還很困難,還拿不出更多的資金,但是你們縣裏有十四萬人,就是二十八萬隻手,這就是我們的本錢,靠我們自力更生。但是目前只能因地制宜,山區修沙石路、大車路、架子車路、獨輪車路,甚至是挑擔子的鄉間小路,將來國家發展了我們還要修漂亮的柏油馬路。」

所以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對他來說絕不是什麼「摸着石頭過河」,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思考探索和預演實踐。

一九六五與一九八七的批判

看了這本書,我一方面心裏很高興,為他的智慧,為他的忠誠坦蕩,為他堅持真理不怕粉身碎骨而自豪。另一方面心裏也挺難受,他一九六五年嘔心瀝血所做的這些,為一方百姓帶來富裕實惠安寧幸福,帶來心情舒暢的工作,後來卻遭到以劉瀾濤為首的西北局一致的喪心病狂的無情批鬥。而我們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後,他為更多的百姓更多的幹部知識分子和被打入另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帶來更大的富裕更多的自由和更廣泛的公平與正義,但他在一九八七年一月鄧小平籌劃、薄一波主持召開的中顧委生活會上的遭遇,卻是更加猛烈瘋狂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是長達三個月的連續批判,書中說要他承認右傾路線錯誤,他說:「這是萬萬不能承認的,我雖然個子小、體重輕,但骨頭還是硬的。」他是身患大腦蜘蛛網膜炎從省委書記任上離開,而一九八七年是在反對自由化的狂潮中從中共中央總書記任上離開,這次可是連老命也搭進去了。

而且批判他錯誤的論調也是一樣的,一九六五年是不抓階級鬥爭,不搞無產階級專政,只抓糧棉油不分敵我友,包庇重用從監獄裏放出來的壞人。而一九八七年的錯誤依然是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抓四個現代化,包庇重用自由化分子,重用「青紅幫」(由於當時所培養的青年幹部被稱為是第三梯隊,他們有青年團紅衛兵的經歷,故被有些老一輩革命家誣稱為「青紅幫」)。

而且批判的方式甚至語調都是一樣的,都是先給你定性「資產階級」,然後劃線站隊,人人表態。於是大家只好個個都表現得義憤填膺,憤怒聲討。李鵬為了表示對資產階級的仇恨,還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憤怒聲討自由化的百萬人大會。好在鄧小平沒有李鵬那麼亢奮,只是說:「耀邦沒什麼大錯,淡化就是了。」

批判的手段也和一九六五年一樣,都是不顧事實無限上綱,聲勢浩大,不許申辯,起哄架秧子,一個個憤怒的樣子在今天看來都十分可笑。可是這場面在共和國在黨中央每次的「路線鬥爭」中卻不斷地上演,從高崗、彭德懷、習仲勳、劉少奇,甚至包括鄧小平自己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梁效」、「羅思鼎」,對「廣大革命群眾」的憤怒聲討。他又有什麼辦法呢?還有你爭辯的環境和機會嗎?而且老胡總被幹掉之後又幹掉了趙總趙紫陽。這麼多年樂此不疲,常玩常新,可歎的是怎麼也沒點長進。

最重要的是看你站哪邊

俄羅斯的諺語說:聰明的人不會在同一塊石頭上被絆倒兩次。可像耀邦書記這人,就是在同一塊石頭上不斷地被絆倒,一次、兩次、三次……而他卻癡心不改,始終如一。  

但是,一次次運動的殘酷無情,也使不少黨內原來堅定正直的理想主義者,也改變了他們的信念,由實事求是為百姓敢於擔當,變得圓滑市儈沒有原則見風使舵,甚至有的喪失良心指鹿為馬了。比如,文革中響噹噹的第一個省級幹部造反派潘復生的悲劇。潘復生早年參加革命,出生入死,對黨無限忠誠。在敵人的監獄裏,受盡酷刑,但仍然堅貞不屈。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期間,實事求是,關心人民疾苦,並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黨代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但一九五七年他對黨中央「反右派鬥爭」持謹慎態度,提出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鬥爭,於是他就開始了「犯錯誤」的生涯。對他下狠手的是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吳給潘定性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一九五八年六月,在中共河南省第九次會議上,集中批判潘(復生)、楊(鈺)、王(庭棟)的右傾機會主義,並列出駭人聽聞的八大罪狀:「否定階級鬥爭、攻擊合作化運動、攻擊和企圖取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和資產階級右派內外呼應、向黨猖狂進攻」等等,並報黨中央批准撤銷了他們的一切職務,在全省召開聲勢浩大的揭批運動。據統計資料說,批判大字報有十六億多張(資料所說)。潘、楊、王受到殘酷鬥爭,人身侮辱,家庭受到株連,最後處理結果都是一擼到底。潘復生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廠長,楊和王連幹部身份都被剝奪,下放為公社社員。於是潘下吳上,一九五八年吳芝圃接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開始了自河南始發並推向全國的「大躍進」運動,吳甚至提出一年實現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綠化等十化目標。大放衛星、大辦食堂、大煉鋼鐵,森林樹木大肆砍伐,並且得出結論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哪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吳芝圃還繼續反右,在全省各市縣層層抓「小彭德懷」。但在接踵而來駭人聽聞的三年困難時期,大量餓死了人,這時才受到嚴厲批評,吳芝圃也不得不承認「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但是給他的處分,卻僅僅是由第一書記改任省委第二書記,一九六二年擔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由此可以看到,堅持實事求是竟然已經危及到了高級幹部的生存,對個人和家庭的結果是災難性的,而昧着良心說假話給百姓造成無可彌補災難的,卻依然能夠高官得作駿馬任騎,既或受到處分也是很輕微的。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了「寧左勿右」,說假話並不重要,大是大非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站在哪一邊,只要你選邊站隊是在最高領導一邊,並不在乎你說的情況是真話假話。潘復生如何過關如何做的檢討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黨始終正確。但畢竟一九六五年他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書記。可能由於「路線覺悟」的提高,所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潘復生就看明白了,也理解了、弄懂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罷免一批、關押一批,提拔一批。所以文革一開始他就把堅持東北抗聯打鬼子的省長李范五打成反黨分子,以省級革命幹部的身份,昧着良心造了黑龍江省委的反,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他成為了一九六七年繼上海「一月風暴」之後的所謂「東北的曙光」炙手可熱的不可一世的家喻戶曉的文革紅人,並如願以償地當選為九大中央委員。

可悲的是像潘復生這樣「轉變」的幹部絕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一大批。在一次次運動中,提高了「路線覺悟」,學會了選邊站隊。在以後的運動中又不斷表現出自己比別人還要更革命,還要更激進給領導看,甚至在批判會上打了彭德懷元帥耳光。打倒彭德懷並不是打倒彭總個人,而是打倒了以彭德懷、張聞天為代表的堅持實事求是的一批幹部,打倒的是胸懷坦蕩、熱愛人民剛直不阿的精神。當大家都看清楚這一套是保護自己、保護家庭並且是升官捷徑的時候,那麼指鹿為馬、說假話說謊話,不堅持原則阿諛奉承、看眼色行事就逐漸開始了,文革的災難或者說中國的不幸,就不可避免地在神州大地上開始了。傷口慢慢開始潰爛,所以我認為今天以徐才厚、谷俊山為代表的部隊塌方式的腐敗,源頭就在這裏。我還想大家都不傻都應該知道的,但始終沒有人願意說出來,忠臣良將還有嗎?

「要當副書記我沒法工作嘛。」

但是耀邦書記不同,他始終不改初衷,一如既往,不管遭受多大打擊仍是滿懷理想,他看不得大家過苦日子,他一定要做點事。難怪文革中被革命造反派批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正在走的走資派」。可是在他工作的陝西一九六五年秋收以後,陝西的工農業總產值大幅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九六,咱們黨最發愁的農業更是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八點九六,一舉扭轉了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陝西農業連年下降卻一籌莫展的局面。他早春行的安康地區更是糧食達到了創紀錄的十億六千九百萬斤,比一九六四年的六億九千九百萬斤大幅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點八,增產三億六千九百萬斤,安康百姓多少年來,第一次吃上了飽飯。所以跟葉帥一起接他回京的張愛萍將軍悲憤並動情地說:「我們一進潼關,就看到陝西的麥子長勢喜人,看來是一個大豐收,陝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對陝西是有大功的啊!」

一九六五年他被打倒後中央倒沒有表態說是對還是不對,他就只能又回到團中央,但也沒有主持工作,只是寫材料,爭論是非和領工資。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以團中央派工作組是路線錯誤為由,整個團中央就被送上了文革祭壇,為紅衛兵的橫空出世祭了大旗了。這次他被打倒,那可就是非人的遭遇了。每天是無休止的批鬥毆打、人身污辱,直到一九六八年被點名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之後,周恩來請示毛澤東解放一些幹部,毛澤東有心結,要求被解放的幹部一定要寫檢查,而且最後一定要有類似永不許翻案、擁護文化大革命的詞句。耀邦書記就是不寫,在「九大」上就有康生、曹軼歐找他談話,最後一次是一九七四年紀登奎找他談話說:「耀邦,團中央的同志反映說你檢討得不深刻,你能不能再寫一個更深刻一點的檢討啊。」耀邦書記說:「那我可認識不上去,說我反黨說我反毛澤東,這我不能承認。」還說:「我可不能不懂裝懂,不通裝通,不服裝服。」話已至此,當然就是不歡而散了。

後來大哥說:「爸爸嫌你小,還有後一半話沒跟你說呢。」然後紀登奎說:「你寫了檢討就分配你工作,就分配你到甘肅省委當副書記,很多老同志都是這樣陸續出來工作的,包括王恩茂任蕪湖地委副書記、趙紫陽到內蒙古當副書記、譚啟龍到浙江任副書記,當然也包括鄧小平任副總理了。」後來耀邦書記說:「你要分配我工作,讓我當副書記我不幹,我要幹就當第一書記。」紀說:「你怎麼還敢講價錢?」他說:「要當副書記我沒法工作嘛。」他所謂的沒法工作是指那會兒搞運動搞階級鬥爭,搞大樹特樹,搞個人崇拜,言外之意是他不搞這一套。後來他緩和了口氣說:「如果中央為難不同意,我當不了省委第一書記,我可以當市委書記啊,如果市委你覺得還不行,我可以當縣委書記,再不行我當公社書記,這總可以吧。」最後他說:「我不管到哪裏,我最後一個要求是,我走之前一定要見一次毛澤東,一定要親自聆聽毛澤東到底怎麼想的。」後來紀登奎說:「那我回去跟中央反映一下。」但這一反映當然就沒有消息了。

大概到了一九七四年底時候,他就參加了中央黨校的讀書班,讀書班結業的時候,王洪文、葉帥去看他們。葉帥看到耀邦書記,就故意大聲問:「耀邦來了嗎?」耀邦書記馬上站起說:「參座,我來了,我在這裏呢。」因為葉帥在延安時期是咱們八路軍總參謀長,他按照國民革命軍的規矩尊稱葉參座。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六月就分配他到中科院工作,他是院黨組書記,就是一把手了。他到了中科院後按鄧小平的方針搞整頓,他把那些專家教授從勞改隊、牛棚、幹校中請回到研究所來,而且到每一個研究所,都說我們研究所就是搞科學研究的。不是什麼開門辦所,什麼三結合所、什麼蘿蔔白菜養牛養豬所。到了古脊椎所,針對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他說:「我們所要搞點骨頭,人類有了脊椎以後才能挺直腰杆站立起來,才能解放雙手,才能創造世界,改造世界,我們骨頭就是要硬就是要直,我們要高舉骨頭。」因為那時候每個所(其實是所有單位)必須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而他卻要求我們古脊椎所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高舉骨頭前進。所以很短的三個月時間,就把中科院所有人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搞科學研究。所以他為什麼要當一把手,就是這個意思。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耀邦書記跟同時期黨中央的主流精神有所不同,如階級鬥爭、個人崇拜、知識分子等等很多方面,是怎麼產生的呢?

耀邦書記文革被打倒後在家裏沒事可幹,這才有空跟我聊聊天。有一次他說,我們那會兒在中央蘇區時,都很小。一九三二年到中央蘇區,當時不滿十七周歲,是紅小鬼。他說我們那會兒文化低,也沒有什麼信息來源,沒有報紙、廣播、電視,每次就能聽一些大領導給大家做報告,有博古、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等。他說我們那會兒什麼也沒見過,看到好多從外國回來的人,都穿着皮夾克,戴着俄羅斯的皮帽子,神氣得不得了,覺得這樣子才是革命者。講起話來,右手這麼一揮大家就「嘩」的鼓掌,左手那麼一揮大家又是「嘩」的鼓掌,但他們講了什麼呢?誰也沒聽明白。就是被那股氣勢給折服了。他說給我印象最深的話是張聞天說的,是在一次給共產黨員做報告時,他問大家說:「同志們,我們革命者生活的理想是什麼呢?」因為大家都是很年輕的,搶着說是打倒土豪、打倒帝國主義、革命到底、實踐共產主義……講了很多。後來張聞天跟大家說:「同志們,我們革命者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聲音平和,可卻如雷貫耳,大家立刻安靜了。耀邦書記說這句話給他印象太深了,受用一輩子。就是說我們不管幹什麼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為了天下所有人的理想的生活。所以你看耀邦書記不管在哪裏不管什麼時候,他做的所有事都是為了老百姓,為了中國人的「理想生活」。我覺得耀邦書記這人從他十四歲開始到了革命隊伍,又聽了張聞天講的「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這個理想的生活,隨着他年齡的成長閱歷的增加,對於這個概念也是不斷豐富,不斷深化的。那麼理想的生活是否僅僅是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就完了呢?不對,除了有物質上的理想生活,還要有精神上的理想生活。那麼精神上的理想生活就包括我們的自由、民主、參與、表達權,選擇權,大家是不是都需要呢?在他的思想中一定是都需要的。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我們在一九七八年開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又緊接着開了一個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這裏面講的大量都是我們國家將來要往哪裏走,要走向民主法制,要走向科學,當我們吃飽穿暖後,我們還要有一個很好的社會環境,每個人要有尊嚴,要有個人的權利。看看現在那些被強拆的,他們有啥權利?那些來上訪的有啥尊嚴。這些方面,恰恰就是鄧小平不願意做的。所以在吃好穿好的物質方面,他跟鄧小平沒有分歧,但是上升到精神層面,在精神思想解放方面他跟鄧小平的區別就出來了。

薄一波也說最早他們出現的分歧就是在理論工作務虛會,說這個會議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開始。

領袖與人民,誰忠於誰?

為什麼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呢,因為經過了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大半年的爭論,最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這僅僅是提出了題目,「實踐」究竟要檢驗哪些我們原來認為的「真理」呢,為什麼共和國前三十年認為的天經地義的真理,耳熟能詳,爛熟於心的一些真理,卻在文革中讓全黨全國老百姓付出了那麼慘重的代價?那一定是我們認為的這些堅定不移的真理出了問題。所以就要把我們建國三十年來,甚至需要將最早從蘇聯傳播過來的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都要認真梳理一下。例如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究竟是人民忠於領袖還是領袖忠於人民?原來我們都天經地義地認為,我們當然要忠於領袖,而且還要無限忠於,但在這個務虛會上就提出究竟應該誰忠於誰,是人民忠於黨還是黨要忠於人民。再有為什麼文革中會出現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樣令人心碎的悲劇?不是都說無產階級專政、群眾專政,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嗎?但事實證明全都搞錯了,而且是不可挽回的生命的血的代價。那麼究竟是應該無產階級專政呢?還是應該建立民主法制呢?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他的著作《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中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先要區分每個個人屬於哪個階級,比如劉少奇他們本來是咱們共產黨的領導人,是無產階級自是不成問題的。但後來中央文革和革命群眾說他們是資產階級,那就對不起了,要對他們實行專政了。而且一旦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那麼這個人的一切最基本的權利,一切尊嚴通通都沒有了。他們是敵對分子,是你死我活,對敵人要狠嘛,這又是我們以前認為的天經地義的「真理」。我們的榜樣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名言「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那麼好了,什麼叫「殘酷」什麼叫「無情」?劉少奇的死是非常悲慘的,據說身上沒有一根血管能夠扎進針頭輸液,頭髮有一尺多長,「悲慘」二字我覺得都遠遠不夠形容的。我們這樣認識,這樣做對嗎?這麼說吧,如果把你劃到敵人圈裏那就可以對你採取任何手段,不把你當人看,你這個人就沒有任何權利和尊嚴,任何人都可對你任意施暴,而且被稱為「革命行動」,慘無人道啊!所以說我們對按照蘇聯那樣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否應該反思,應該如何反思呢?這些都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來了,遺憾的是這些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沒說清楚。究竟是領袖忠於人民還是人民忠於領袖呢?反正我知道你們德國的領袖都是老百姓選的,那麼這個總統就一定要忠於人民,如果你不忠於人民下次不選你就是了。

困惑、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是說你不提就不存在,大家就不想,理論務虛會就是要正視這些問題,科學地回答並解決問題,不能裝着看不見。而令人信服的回答,是需要水平、知識、坦誠和勇於擔當的。但是當把問題都提出來之後,我黨水平最高的理論家胡喬木都沒有勇氣探討,就跟鄧小平說:「不行了,他們要翻天了。」然後鄧小平到會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這麼來的。我覺得這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了。還好以後鄧小平說:「我們不爭論。」可是這些問題,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也沒有答案。理論工作務虛會開了兩個月,可以說是一次啟蒙運動,內容非常豐富。現在網上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內容都很少,這是一九七八年正式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延續和具體實踐,但是很可惜沒能再往下討論。我想如果要是進行下去的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將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但是很不幸,讓鄧小平這麼一說就完了,而且四項基本原則的解釋權又在他一個人手裏,如果你提出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來,他說你這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那就沒有辦法討論了。所以到今天這些基本的現實的理論問題,同樣沒有解決。曾任中國社科院的院長王偉光不是又說要搞階級鬥爭嗎?《紅旗文稿》也稱「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嗎?看來劉少奇、彭總、賀總的慘死都白搭了,還有人悻悻的公然宣稱還要搞一次文革。

心在人民,利歸天下

在粉碎四人幫後,國家百業凋零,大家都很迷茫,按原來那個蘇式的社會主義走下去,就是一個死胡同。別說超英趕美了,連飯都沒得吃,連台灣都遠遠地超過咱們了,連泰國都超過咱們了。亞洲四小龍原來哪裏在咱們趕超的視野裏,你說咱中國人那時候能看上南韓嗎,我們中國一九五六年能造汽車的時候,南韓能造什麼?比咱們差多了。結果等文革結束,睜眼一看,傻了。你還超英趕美呢,你能趕上自己的台灣就不錯了,按當時的話叫「被開除地球的球籍」。你不如台灣,你還想台灣回歸,怎麼可能呢。所以在這會兒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受到威脅了,如果你的經濟搞不好,老百姓生活貧窮,大家就會紛紛的都往外國跑,有往朝鮮蘇聯緬甸跑的,離港澳近的都逃港逃澳,開槍都擋不住,共和國的恥辱啊!就像你們東德那會兒往西德逃亡的時候開槍也擋不住啊,這就是人追求幸福,追求美好,追求富裕的天性,沒有也不用境外敵對分子的蠱惑煽動。所以那會兒鄧小平是從黨的執政角度來考慮,耀邦書記就一直記得張聞天的話,他真是覺得我們共產黨拿了天下,就要讓大家有「理想的生活」,而且這個理想的生活除了豐富的物質生活外,還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所以我認為耀邦書記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救民,認為人民在黨之上。而鄧小平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是救黨,他認為黨在人民之上。

而且今天看來,「救民」是走向開放走向民主法制。而「救黨」則是走向封閉走向「維穩」。

一九五七年耀邦書記在河南省南陽武侯祠改寫的對聯:

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

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我感到這就是他一生的寫照。

後記

耀邦書記離開陝西之後,西北局對他的缺席批判一直沒有停止,並繼續深挖他的所謂餘黨,又一次製造了大批的冤假錯案。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劉瀾濤指使西北局將耀邦書記和陝西省長李啟明(李克農將軍的女婿)及第二書記趙守一打成了西北及陝西省的所謂三家村,受到殘酷的鬥爭迫害。但是很快劉瀾濤也被揪出來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頭面人物,造反派對他的迫害更是無以復加,他的夫人劉素菲不堪人身侮辱和折磨,跳樓自殺,家破人亡。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平反冤假錯案中,劉瀾濤又託人找到耀邦書記要求對他的歷史問題,叛徒集團問題平反,當時我們恨透了劉瀾濤,都說他人品這麼壞,整人這麼兇,正好我們報個仇,就不理他。但是耀邦說:「你們怎麼能這麼狹隘呢?怎麼能把個人恩怨帶到黨的工作中去?冤冤相報何時了啊!」耀邦同志以德報怨,不計前嫌,排除重重阻力,不怕被扣上「反毛,砍旗」的大帽子,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實事求是地為中央鐵定的包括劉瀾濤在內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進行了平反昭雪。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退休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