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專稿
2019-7-28
二〇一九年八月號
特稿:論潘耀明的新聞觀──以《明報月刊》卷首語為例(蒲俊傑、殷曉陽)

潘耀明是香港當代著名作家、編輯家、出版家,早年出生於中國內地,十歲時隨家人遷至香港。一九九一年,潘耀明接受查良鏞聘請,接手《明報月刊》的主編工作。

堅守媒體的中性價值觀

二十世紀末開始,「新聞自由」成為潘耀明《明報月刊》卷首語中的高頻詞。潘耀明提倡新聞自由,認為記者要「愛管閒事」,同時政府應健全保障記者「愛管閒事」的新聞法制。

「愛管閒事」的實質是倡導新聞從業人員要有以天下事為己任的責任感。潘耀明指出,報人自由度遠高於其他職業,這樣的高自由度使得報人可以對社會政權起到監督制約作用。同時,這種高度自由也要受到市場(讀者)、社會以及法律等的制約。

 潘耀明並不一味鼓吹西方式的新聞自由,他期待的理想狀態是新聞自由既不被濫用,也不被壟斷。他意識到,隨着時代的發展、傳媒的進步,媒體勢力膨脹會產生兩面性:一方面,媒體會增加對政府的監督力度,但另一方面,寡頭媒體越俎代庖,民眾意見經媒體過濾不能發聲,民主社會秩序會受到極大衝擊。他認為,媒體擁有的自由應當用來代替人民發聲,放大人民的聲音,起到監督社會政權、震懾社會黑暗勢力的作用,使得「人們不再受矇騙」。

《明報月刊》創刊多年無廣告刊登,銷量一路上漲,從商業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奇跡。與此同時,《明報月刊》創造的社會利益遠遠高於經濟利益。這與「《明報》最後一個書生」的新聞理想密不可分。(潘耀明曾笑言,《明報》前老闆于品海曾在多個場合半開玩笑地形容他是「《明報》最後一個書生」,大抵意喻他太書生氣。)自擔綱《明報月刊》以來,潘耀明一直秉持着媒體應當履行社會公器職責、發揮監督政府效用的理念。他在多個場合表示,新聞傳媒是社會公器,應當維護社會利益。

目前,社會公器私用的情況依舊存在。作為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的文化雜誌,《明報月刊》開放程度遠高於內地雜誌,可以探討政治理論、研究政治制度、評論種種政策,但絕不作任何國家、政黨、團體或個人的傳聲筒。這恰恰實現了對內地雜誌功能的補充:敢言他人之不敢言。二○一六年二月號「卷首語」〈心放正,眼睛朝下〉,潘耀明借用內地報人蕭乾的一則短稿之名,點出了內地傳媒亂象:有償新聞氾濫、新聞報道不切實際,記者心中沒有讀者只有「上頭」等。蕭乾的短稿切中內地新聞報道中存在問題的要害,但是,囿於自身所處的媒體環境,蕭乾並未將短稿寄送內地媒體。對於有西方留學經歷、又在香港從事多年傳媒工作的潘耀明而言,他較少有內地媒體人的某些「顧慮」,加上其關注和熟悉中西方的傳媒環境,看待問題的視角更多樣且更具客觀性。

新聞客觀性原則是長久以來新聞學界與業界達成的共識。二○一四年,美國著名傳媒人沃爾特.克朗凱特逝世五周年之際,潘耀明在九月號「卷首語」中分享了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傳媒工作者的幾個故事,並肯定其堅持新聞客觀性原則、堅守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的作風。這與潘耀明一直強調的「知識分子價值中立」的立場一脈相承。    

潘耀明認為,媒體應保持中性價值觀,正如《明報月刊》發刊詞中指出的:「只有獨立的意見,才有它的尊嚴和價值。」由此,他不使用銳利的詞句,而是站在中性立場客觀地闡明中西方社會傳媒環境中存在的弊病。在這個過程中,又自然流露出對國家未來美好願景的期待,讓人感受到他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旁觀者,而是一個極具社會責任感的傳媒人。

以文化視角解讀新聞事件

《明報月刊》作為一本月度發行的期刊,時效性不及周刊和日報,其「卷首語」篇幅有限,必然對當月事件有所取捨。從百餘篇卷首語看來,潘耀明偏重於文化題材,同時,擅從文化視角發掘新聞價值、快速尋找新聞事件的第二落點。

從新聞題材來看,提及頻率較高的新聞事件有以下三類:

第一,各類文學獎項,以諾貝爾文學獎為主。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之後,《明報月刊》卷首語會介紹獲獎者及其作品,刊物亦會組織相應的特輯。如一九九九年一月號中,二十世紀最後一次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潘耀明借此反思中國詩人、作家為何在百年的歷史進程中缺席諾貝爾文學獎;二○○一年十一月號中,潘耀明號召學習該年諾獎獲得者奈保爾,用尖銳的筆觸解剖社會,引起國人對民族精神局限與國民性弱點的反思;二○○六年十一月號,就眾人對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穆克的爭議,潘耀明持一種平和、積極的心態,提出應當把諾貝爾文學獎視作一項榮譽,而不是衡量作家文學水平高低的標準。

第二,具有文化意義的紀念日。中國著名作家、報人的誕辰或者逝世的周年紀念日(如林語堂、錢鍾書、冰心、季羨林、蕭乾等);關於五四、辛亥革命等革命思潮運動的紀念日;著名高校校慶紀念日,等等。悼念人物時,潘耀明對其人生經歷、代表作品、寫作風格等如數家珍,其敬重之意與懷念之情通過文字顯得有深度、有力量;回首發生過的運動思潮時,潘耀明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維度,撫今追昔,不沉浸於過去,更關注現實意義,着重引發人們的思考。如談五四運動,既肯定其對於建立中國新文化起到的促進作用,又指出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既紀念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又反思其過度政治化和矯枉過正,表現出潘耀明對待新聞的客觀態度。

第三,各類文化活動。不論是在香港舉辦的國際書展(一九九七年七月號)、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九九年八月號);抑或內地拍攝的「文化人回家」紀錄片(二○○七年六月號)、舉辦的大型文化活動(二○一○年七月號)等,都會引起潘耀明的重視。受眾注意力被肆意瓜分的時代,能受到廣泛關注、成為焦點的文化活動並不多,潘耀明數年來將注意力集中於具有文化意義的事件上,凸顯出他為彰顯新聞文化性的不懈努力。

早年異國求學經歷與後來長期的文化出版工作,豐富了潘耀明文學素養的同時,也使他具備了從文化視角發掘新聞深層價值、快速尋找新聞事件第二落點的能力。一九九九年三月號,潘耀明發表〈世紀末的迷失〉,從國際重大新聞事件美國總統克林頓與見習生萊溫斯基的情色關係的曝光說起,剖析中國文學正經歷的迷失狀態:靠暴露隱私、描寫色情來博人眼球、吸引注意,呼籲文學從業者自省。這在今天看來仍具警示意義;二○一一年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逝世,眾多新聞媒體都關注喬布斯與他的商業帝國,潘耀明則在十一月號「卷首語」中另闢蹊徑,從喬布斯早年的宗教經歷談起,點出現代人精神世界的空虛與物欲精神的氾濫。以上不難看出,透過文化視角看新聞,潘耀明更能探索出新聞背後蘊藏的文化意義,突出新聞事件深層次的社會影響。

以獨特的文化視角解讀新聞事件,與潘耀明愛讀書、愛思考的習慣密切相關。潘耀明多次在「卷首語」中強調讀書、讀「閒書」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強調文化對於社會發展、國家進步的重要性。

運用大歷史觀透析新聞現象

潘耀明擅於運用比較的手法揭示新聞事件中反映的問題:將以往歷史的內在邏輯與當下現實作比較,繼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作出相應預測。

一九九一年五月號「卷首語」中提到台灣方面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潘耀明跳出就事論事的框架,不僅邀請曾「觸犯」《戡亂條例》的作家在《明報月刊》分享切身體會,而且關注內地對此的反饋,並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預測條例取消後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一九九三年,時值美國撤銷《排華法案》五十周年,潘耀明在十月號「卷首語」中回顧早年赴美華人經歷的血淚史,提醒人們勿忘歷史,為移民者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料;一九九四年九月號「卷首語」,針對日本當局領導參拜「靖國神社」這一新聞事件,潘耀明在梳理日本侵華歷史的基礎上,將日本右翼勢力所作所為與德國領導人的深刻悔過進行對比,突出部分日本人「醜陋」的面貌。

潘耀明擅於運用大歷史觀解讀新聞事件。對於某一新聞事件,潘耀明不是靜止、孤立地談論事件本身,而是將其置於動態的社會環境中,用聯繫、發展的目光加以看待,試圖從文化影響、社會發展等多重角度解讀新聞事件的深層意義。

二○○一年北京申奧成功後,國內外媒體紛紛預測此次事件給北京帶來的經濟或政治機遇,潘耀明卻將筆觸落於奧林匹克競賽的比賽精神上,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從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談起,突出人類生命中最為神聖也最為本質的運動家精神—「一種和平的、向高峰攀登的精神」,並指出,向世界展現中國的運動家精神正是北京申奧成功最大的價值。長遠來看,申奧成功不僅可以帶來經濟效益或政治利好,亦會增加國家文化軟實力(二○○一年八月號);二○一一年日本大地震發生後,潘耀明從日本人身上感受到堅忍、捨身的意志,追根溯源得出日本武士道的「捨身精神」實質上與中國傳統儒家所倡導的「民胞物與」一脈相承。潘耀明觀察到日本人身上閃現着在中國早已失落的中華優良傳統,引導國人反省(二○一一年四月號);二○一四年,習近平主席在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提到「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源泉」,作為政治色彩極為濃厚的新聞事件,在二○一五年四月號「卷首語」中潘耀明從「涵養」二字出發解讀,指出國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漠視,呼籲大家重拾對儒家文化的重視。中國社會文化環境日益浮躁,一旦拋棄中華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等於是在自毀長城,這是潘耀明不願見到的。他呼籲對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堅守,不僅是為了突破現實的文化困境,更是為了建立、加強屬於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以期長久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潘耀明看來,「涵養」二字,不止關乎個人品行,更會對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新聞事件是「點」,潘耀明由點及面,剖析新聞事件背後的文化、歷史、社會形態等,為當下現實的未來發展提供參考。可以說,「泛文化性」與「大歷史觀」是潘耀明新聞觀的重要特點。

潘耀明新聞觀的緣起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技術決定論興起,其核心觀點認為技術是基礎,技術變遷將導致社會的變遷。技術決定論以近代物理學提供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背景,伴隨着對自然以及文化的除魅得以建立,必將推出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這與潘耀明所倡導的價值多元與文化多元相悖。

現代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無論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從生態環境到人文科學,都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高科技與商業經濟推動現代化進程,但「人文前提」已「奄奄一息」。潘耀明關注到人文科學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萎縮,他引用英國學者英格的話「文明,被自己吐出的污物所染」,展現現代化的兩面性:高科技一方面造福人類,另一方面破壞自然生態與社會品質。出於對自然的敬畏與文化追求的重視,潘耀明在技術發展進入快車道之時持悲觀的審慎態度。

潘耀明體察到麥克盧漢筆下「人的延伸」,意識到高科技的快速發展將改寫機器與人的關係。為了不讓人變成「機器的奴隸與廣告的奴隸」,他率先提出新世紀的「文藝復興」:不同於以往讓人從神權統治中獲得解放,而是讓人從機器統治中獲得解放,使人重新獲得尊嚴、價值與意義,盡可能擺脫「器世界」即物質世界對人的干擾,豐富精神文化內涵。《明報月刊》是潘耀明振興人文精神,實現人文關懷的重要陣地,他的新聞觀受到技術決定論的影響,意識到技術決定論的局限性,更加注重人的感受,反對人淪為機器的附庸。

除了對技術決定論的反思,潘耀明還受到多元文化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聞觀。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近幾十年來活躍於美國學術界、教育界和政治界的一種政治和社會理論。它不僅指出不同文化的共存,而且還要求承認不同文化的差異並平等對待它們。潘耀明一九八三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之後繼續攻讀紐約大學的雜誌出版學碩士學位。在美國的寫作、學習期間,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潘耀明,與西方文化的直接遭遇,使他深刻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異以及尊重這種差異的重要性。由此,西方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對他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在潘耀明身體內萌芽,日益壯大,最終形成了某種「文化理性」(潘耀明認為,所謂的文化理性,是指傳統文化思想結合現實社會的文化發展觀(二○一八年二月號))。原因有三:一是潘耀明獨特的成長經歷使其具有多元性、開放性與包容性。二是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共生之地,它的文化具有一種中性價值觀,可以兼容不同的見解。三是擔任《明報月刊》總編後,為了扭轉雜誌經營低潮的局面,潘耀明將其定位為泛文化性雜誌,此後工作多數是與多元文化打交道。

潘耀明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但他並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明報月刊》編輯方針恪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獨立、自由」引自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於潘耀明而言,「自由」首先便是「自由的思想」。沒有「自由的思想」,就沒有獨立的思考,也就沒有他所強調的文學和文化的原創性生產。而「寬容」則是潘耀明提倡的一種「兼容不同意見,確認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情懷」。「寬容」二字,體現了潘耀明對差異的態度,承認並包容。潘耀明曾強調香港的「自由的經驗」,這裏的「自由」實則是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視域下倡導的自由,而非強調相同的個體權利的保有。這是潘耀明區別於自由主義者的重要方面。

作為中西兩種文化的親歷者,潘耀明一直試圖在二者之間找到某種和諧共處的方式。作為中國人,潘耀明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式微表示痛惜,對國人將優秀的傳統文化束之高閣感到痛心。潘耀明強調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感與凝聚力的同時,亦表現出對差異的包容與理解。這是不同思潮在他思想中產生的碰撞,也因此塑造出潘耀明重歷史、重文化的同時又兼具包容性、開放性的新聞觀。

潘耀明新聞觀的意義

首先,從媒體角度看,潘耀明的新聞觀可以為香港和內地的文化新聞發展提供良好思路。潘耀明對文化新聞的重視,主要體現在報道內容、角度、目的等三個方面。報道內容涉及中國乃至世界的文藝事件,對當代社會文化生活產生重要影響;報道角度着重尋找事件的第二落點,除了提供基礎的文化資訊外,更注重發掘新聞中的文化內涵與價值,體現其深厚的文學修養;報道目的在於引發人們的思考與關注,將受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內涵、有深度的文化事件上。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文化新聞的市場需求會進一步擴大。潘耀明在文化新聞方面的實踐,對香港和內地媒體的未來發展具有較強的借鑑意義。

其次,從受眾角度看,潘耀明的新聞觀有助於提升受眾的文化品位,激發其社會責任感。大眾傳媒的功能不僅在於傳播信息,也可作為改造力量,對現代人的意識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潘耀明的新聞觀影響着《明報月刊》的定位,直接或間接塑造着廣大讀者的思想觀念。潘耀明從文化的視角解讀當下新聞,豐富了新聞內涵,啟發了讀者對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潛移默化地培養了受眾獨立思考的能力,並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最後,對傳媒從業者而言,潘耀明的新聞觀同樣意義匪淺。潘耀明曾指出,「當下作為一個有所作為的新聞工作者,似應要以更堅定的立場、更敏銳的觸角、更恢宏的胸懷和更客觀的態度去辨識和面對」(二○一七年一月號)。在「後真相」時代,一方面,民眾對真相的判斷,再不依賴理性的思考,而是憑直覺的感情用事;另一方面,泛娛樂化新聞大行其道,博人眼球的虛假新聞時有發生,龐雜的新聞信息干擾受眾思考與判斷,真正富含文化價值的新聞很難被關注到……這些現象背後說明了部分傳媒從業者新聞理想的喪失和專業水平的低下。在此情形下,潘耀明在大眾傳媒領域的所思所言所行將有助於傳媒人堅守新聞理想,提升業務水平,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加入到維護媒體「社會公器」職責的隊伍中來。

結語

潘耀明的新聞觀承前人關注時事、針砭時弊作風,又啟發後人反省自身、警惕現代傳媒業存在的問題。他立足《明報月刊》,以知識分子價值中立的立場報道時事,明確社會責任意識,力圖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在商業化環境中秉持文化內核,增強傳媒公信力。

香港的傳媒生態是當今社會大眾傳媒的縮影。作為社會公器的新聞媒體如何在商業化浪潮中保持清醒的認知,恪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相信潘耀明的新聞觀可以給世人一些獨到的啟示。

(蒲俊傑為重慶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殷曉陽為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在讀研究生。本文是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濟州大學舉辦「第五屆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國際文學論壇:潘耀明與世界華文文學」發表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