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蔡瀾有近半個世紀。
記得與蔡瀾初次晤面，是在金庸的飯局。金庸與蔡瀾是好友兼玩伴。更準確地說，是遊伴，以下是金庸的語言：
「……蔡瀾兄是我一生中結伴同遊、行過最長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過日本許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旅舍食肆；我們結伴共遊歐洲，從整個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同遊澳洲、星、馬、泰國之餘，再去北美，從溫哥華到三藩市，再到拉斯維加斯，然後又去日本。最近又一齊去了杭州。我們共同經歷了漫長的旅途，因為我們互相享受作伴的樂趣，一起去享受旅途中所遭遇的喜樂或不快。」
——金庸：〈蔡瀾此人〉
後來我入了《明報月刊》當主編，也因為這個關係，在金庸的飯局經常見到蔡瀾。
但是正式交往，還是因他爸爸蔡文玄先生的關係。
與蔡瀾回憶點滴
蔡文玄是新加坡知名詩人，筆名柳北岸。柳北岸經常在我任編輯的《海洋文藝》寫詩。
我一九八一年應邀參加新加坡第一屆「國際文藝營」遇見了他，後來經常有書信來往。
柳北岸不僅是詩人，還是文史家。一九七九年我轉任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副主任（主任是由上海派來的洪祖年先生，當時還沒有總編輯的編制）。當年書店與廣東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郁達夫文集》及《沈從文文集》。郁達夫曾在新加坡落腳，我曾托文玄先生代找一些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的行跡。當時文玄先生訂閱兩套《郁達夫文集》，是讓蔡瀾親自付款的。
我與蔡瀾還有一個共同的新加坡朋友：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的老闆潘國駒先生。
二十多年前，潘國駒先生某次來香港，要見我與蔡瀾。蔡瀾開了一輛破舊的私家車，先到酒店接了潘國駒先生，然後來公司接我一起去吃飯。
我坐在蔡瀾旁，潘國駒先生坐在後座。在汽車行駛途中，蔡瀾倏地取出一瓶XO，自己喝了一口，遞給我喝一口，再讓我遞給後座的潘國駒先生喝。三個人這樣一路喝下去，到了酒樓，已喝了大半瓶。還幸當年還沒有開車不能喝酒的條例。
這次經歷，印象深刻，一世難忘。這也可見蔡瀾是率性的人。
蔡瀾是電影人、美食家、作家。倪匡對蔡瀾的概述最為全面：
「作家，電影製片家（監製、導演、編劇、策劃、影評人、電影史料家），美食家（食評家、食肆主人、食物飲料創作人），旅行家（創意旅行社主持、領隊），書法家，畫家，篆刻家，鑒賞家（一切藝術品民間藝術品推廣人、民間藝術家發掘人），電視節目主持人，好朋友（很多人的好朋友）……等等，還有許多，真的不能盡述。」
——倪匡：〈蔡瀾此君〉
蔡瀾還有一個身份，是文人中較罕見的，他是成功的商人。
蔡瀾利用他的知名度，把「蔡瀾食坊」開遍大江南北。有點像連鎖店，他不是投資者，只是收版權費。
後來不少老闆找他題字，他也一律收潤筆費。晚年他的墨寶值錢，他乾脆賣起字來。
對朋友都是傾心相交
香港四大才子，金庸除了是報人、作家，還是大企業家；黃霑是作曲家、填詞人，也曾與林燕妮合作開廣告公司；倪匡是真正靠一支禿筆、爬格子蔚成大家的；蔡瀾是開宗明義地去營商賺錢的文人，他還經營暴暴茶，甚至月餅，他也投資餐館。
蔡瀾是最早創立「粗菜館」、提倡豬油撈飯的人。對他提倡的所謂傳統菜，有些人贊同，有些人不敢苟同。
記得有一次金庸當眾對蔡瀾說，他推薦的食肆，大都不好吃。蔡瀾無言以對。
後來我發現，蔡瀾推薦的菜館，大都是他親臨品嘗過。問題是知道蔡瀾光臨食肆，大廚肯定兢兢業業，精心炮製；普通食客上門，只屬普通的待遇，不是大廚的手筆，充其量是其徒子徒孫的作品，其水平可以想見。不過，金庸是名人，也沒吃出好味道，可見其餘。
蔡瀾好客好朋友，眾所皆知。他對朋友都是傾心相交。記得小女兒結婚，他不但親自出席，還替我去接他的好友倪匡夫婦與會，之前還在他的報紙專欄寫了預告，使我失去聯絡四十年的小學同學聞風而來；事後他在他的專欄寫文章報道，依稀記得題目是：〈潘家婚禮〉。之前他還寫了一對聯贈給小女兒倆口子。對聯寫道：「開開心心過日子，容容忍忍渡老年」。
柳北岸嚴謹的白話詩
我與蔡文玄蔡瀾父子均有交往。我曾說過：蔡瀾長袖善舞，更像儒商；父親蔡文玄溫文爾雅，更像文人。此言得到不少熟悉的文友的贊同。
記得二○一一年六月，香港城市大學藝廊展出我收藏的現代文人字畫，我在整理文化人書信時，發現有多封蔡文玄先生的信札。蔡先生的信談到不少關於郁達夫在新加坡的行跡，不乏少人聞問的資料。
蔡文玄先生是邵氏影業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經理，業餘寫詩、作文，七八十年代我讀過不少以柳北岸為筆名發表的新詩和文章，大都在新加坡《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登載過的，有部分詩作在香港《海洋文藝》刊登。我當時也偶爾給《南商》和《星洲》寫稿。那個年代，《南洋商報》及《星洲日報》都是銷路頗廣、口碑甚佳的大報，兩報都撥出較大篇幅做文藝副刊，名家薈萃。
柳北岸的詩，較工整，重押韻，清麗瀟灑，琅琅可誦，詩風比較接近五四的白話詩。因他足跡遍及世界各大名勝古蹟，也遺下不少遊記和旅遊詩。
論者認為，柳北岸寫的雖是白話詩，但十分嚴謹。他曾寫了長達一百四十頁的敘事詩〈無色的虹〉。有人認為他的詩風與早年內地詩人孫毓棠較接近。上世紀四十年代，後者曾寫了一首題為〈寶馬〉的長篇敘事詩，哄動一時。
柳北岸的詩是典雅的，也很有韻味，記憶中他有一首〈故居的告別〉，便很讓人回味的，茲摘〈故居告別．序曲〉其中的一段：
許多年來朝夕相守，／而今你卻為我籌下一筆路費，／讓我帶走了庭中胡姬，／留下了青春石磊，／你默默無言接受告別，／教壁上的綠苔表示怨懟，／恕我這個無能主人，／對搬來搬去沒有是非。 
─〈夢土〉
「夢土」及「故居」都是令人牽魂縈繞、拂之不去的文字符號，故居與故鄉一樣，都是只能在午夜夢迴中尋覓的。
為查郁達夫星洲行跡奔走
文玄先生在給我的信中，也透露他務實的文學主張。他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給我的信件中特別指出：「當新加坡在戰前屬於中國文化之尾閭，寫作人之學習寫作，大多模仿中國之作品，即使幼稚一點，亦有可讀之處。迨至近十年以來，在報刊上讀到者，年輕人十之八九多受台灣灰色文藝所影響，即造句遣詞，亦有照搬者，真教人為之扼腕。因此之故，我每次讀先生對國內寫作人之介紹文章，認為功不可沒。」
我曾承文玄先生惠贈好幾本著作，後來搬了家，竟然一本都找不到。後來我特地翻查一本新加坡幾個文學團體聯合編輯出版的《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上面有蔡瀾及其弟弟蔡萱的條目，對蔡文玄或柳北岸着墨不多。
蔡瀾是搞電影出身，八十年代後期才在香港報刊寫專欄成名。蔡萱是新加坡廣播界製作人，拍過多部電視連續劇，業餘寫作。他們的父親的文名，比起他們更遠早得多了。
《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在介紹蔡瀾時，特別提到蔡瀾的藝術受到畫家劉抗及馮康侯的影響，我相信他的文學藝術更早是受到其父的影響。文玄先生寫得一手好字，他給我的信，都是用小楷毛筆書寫，行文流麗飄逸，別饒筆趣。蔡瀾的書法也有文玄先生的遺韻。
與文玄先生開始通信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時，我在香港三聯書店任事。書店正與花城出版社策劃合作出版《郁達夫文集》和《沈從文文集》。期間也曾向他打聽過郁達夫在星洲的行跡。文玄先生聽到出版《郁達夫文集》消息，很是振奮。
他來信表示：「關於郁達夫先生之文集等，先生之出版社將予以出版，甚慰。在戰前，弟居中波路，與郁對門而居，彼此亦常往來，當時確存有郁氏全家照片以及彼與李小瑛之合照多張，惜於舊居中先後散失殆盡，但對於郁氏之遺墨，弟與友人當存有三數張，茲待拍照片之後，當即奉寄。」云云。
他還提到：「新馬作家中有鄭子瑜、李冰人、吳之光等數人曾編輯郁氏文集，至於專門研究郁氏作品者似乎不多，所缺少郁氏的遺文，弟將拜託友人找尋，倘能找到，自當續寄。」
文玄先生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他曾為此事奔走，向新加坡專治文學史料、文壇耆宿方修先生等人查詢有關郁氏的資料。
他在另一封信指出，他發現郁達夫早年在《星洲日報》為魯迅逝世三周年發表的文章，可惜《星洲日報》的合訂本在戰時已燬。他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給我的信，侃侃而談星馬著名學人許雲樵先生的東南亞研究所，「存有全套，可惜許先生去年逝世，該館所存之中西書籍數萬冊，已售與星洲商人許木榮君。本來，許君自稱將在星尋一適當房子，以便設立許雲樵先生之藏館，但迄今全無消息，說該批今古書籍裝箱後存於許君之棧房，目前為彼借出，已甚困難。」
文玄先生來函曾提及新加坡的星洲書店橫匾是出自郁達夫的手跡。他還特地跑去拍了照片，沖曬後連底片寄給我。照片合共二份，讓我收到後寄一份給郁達夫的侄女郁風，可見他的細心和周詳。
隔岸代穀雨尋出版社
文玄先生給我其他的函件，還提到若干中國的文化人、作家，包括沈從文、胡風夫人梅益、沈從文先生助手王亞蓉女士。
其中，他還向我特別推薦獲「金牌獎」的新加坡小說作家穀雨。當年新加坡出書較困難，他在香港為其介紹出版社，印刷費則由他獨力承擔，並叮囑代發行港台內地。
彼其時，香港出版社及讀者對新加坡作家諱莫如深，在出版上存在不少困難，難得的是文玄先生不憚其煩、隔岸代尋出版社，出錢出力，務必促成其事不可，其對文化的熱誠，感人至深。
文玄先生在來信中，還預訂了兩套《郁達夫文集》，說是一套自己保存，乙套送給朋友，書款都是由蔡瀾轉給我的。
蔡文玄，一九○四年一月廣東潮安出生，在中國內地時，曾在新聞界和教育界服務過。一九三六年南來馬來西亞柔佛笨珍後，曾任邵氏電影公司中文部主任。除柳北岸，其他筆名還有：楊堤、秦西門、白芷、朱貝等，他分別以這些筆名發表新詩、散文、小說，又用李村為筆名撰寫電影劇本，以詩歌聞名。已出版的作品有：詩集《十二城之旅》、《夢土》、《旅心》、《無色的虹》。他曾經擔任過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為新加坡寫作人協會顧問。
蔡文玄於一九九五年逝世於新加坡，享年九十一歲。與蔡夫人不一樣，文玄先生生活十分嚴謹，印象中是煙酒不沾，而蔡夫人則無酒不歡，蔡瀾這方面大抵受到母親影響較多。蔡夫人則年逾百歲才仙遊。
文玄先生正職是電影公司的主管，但是他的舉止行跡有恂恂的儒者風範，他更像一個讀書人和文化人。
（圖片由潘耀明提供。作者為本刊榮譽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