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而近自然的回憶

《明月》第二十六期中，主編胡菊人先生於〈編者的話〉裏如此寫道：「新歲的開始，應該有新年的氣氛。所以我們有『中國新年風俗』的特輯，並且特別套了大紅的中國色澤，雖然增加了一點成本，也是值得的。」在一九六八年初的香港，這抹紅，不僅是節慶的裝點，或許更是一份無聲的文化守望。而在這片特意鋪陳的喜慶底色之上，編者鄭重預告了張愛玲的來稿：「不僅因為她是女士，是第一次在本刊發表文章，是有名的小說家，更因為〈憶胡適先生〉確實是一篇極精彩的散文，真正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然而，卻蘊涵着極深摯的感情。」

「平淡而近自然」，這六個字正是胡適當年寫給張愛玲信中，對她小說《秧歌》的評語。張愛玲在散文中，全文引錄了這封她珍藏多年、後因遷徙遺失卻幸有友人抄存的信箋。胡適在信中細緻地談論《秧歌》中關於「飢餓」的描寫，讚賞她寫「稠粥」、寫顧先生偷吃、寫阿招挨打、寫棉被與棉襖的段落，認為她做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細緻工夫。他甚至謙稱自己的意見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並為張愛玲從他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考證中得到益處而「感覺高興」。

張愛玲的文章，正是對這份知遇之恩的靜默回應。她沒有鋪張的情緒，只是平靜地敘述寄書、收信的過程，以及胡適信中的要點。然而，在這種「平淡」的筆調下，讀者能感受到一種深切的感激與懷念。胡適的賞識，對當時在文壇上雖有名氣但處境複雜的張愛玲而言，無疑是一份珍貴的認可。編者敏銳地指出，文中「有些段落，寥寥幾筆，就把人物或場景勾劃出來，像畫一樣」，這正是一個優秀小說家將小說筆法化入散文的功力。

從胡適到《明月》的學術品格

張愛玲選擇在胡適逝世六年後，於《明月》發表此文，意義深遠。她不僅在追懷一位恩師與知音，更是將這份標誌着自己文學路向獲得關鍵性認可的文獻，鄭重地託付給了一個她認為值得信賴的公共平台。當期的「編者的話」極具慧眼地指出，此文「真正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然而，卻蘊涵着極深摯的感情」，並讚賞其小說家筆法。這顯示《明月》的編者並非僅僅將張愛玲視為一個「出名的」投稿者，而是真正理解並闡發其文字價值的內行人。這次發表，彷彿一場靜默的儀式：張愛玲以文字為胡適立了一塊心碑，而《明月》則為這塊心碑提供了最初的展場，並蓋上了認可的印記。

這篇〈憶胡適先生〉所展現的，不僅是兩位文化人之間的私誼，更是一種文學標準與審美趣味的傳承。胡適將「平淡而近自然」從對《海上花》的評價，移用於對張愛玲《秧歌》的評鑑；而張愛玲又將這六個字，連同胡適的整個學術人格，內化為自己散文書寫的境界。《明月》則以編者的慧眼，識別並推崇這種境界，將其確立為刊物所認可的一種高級文學品質。

此後，張愛玲與《明月》的因緣持續深化。一九六九年四月，她於第四十期發表〈初詳紅樓夢—論全抄本〉；一九七四年六月至八月，在第一○二至一○四期連載〈談看書〉；一九七五年九月至十月，於第一一七及一一八期刊出〈談看書後記〉；至一九七六年二月，又在第一二二期登載〈張愛玲新著散文集《張看》自序〉等。這些文字，逐漸勾勒出她創作生涯中沉潛考據、思辨從容的另一側影。

從首次發表到不朽的文學紀念

《明月》之於張愛玲，其意義早已超越單純的發表園地。誠如前言所及，它實為一方深具溫度的「文化現場」。此現場之珍貴，不僅在於其持守的學術視野，更在於那份敏銳而及時的人文觸覺。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於洛杉磯寓所溘然長逝。《明月》於次月迅即推出紀念特輯，成為華文世界最早對其文學生命與創作歷程進行系統回顧的重要平台之一。此舉非僅是對一位作家的告別，更意味着對一脈文學傳統的鄭重追認與及時整理，彰顯了刊物在人文關懷上的反應速度與思想厚度。這份守護歷久彌新。二○二○年九月，值張愛玲百年誕辰之際，《明月》再度推出紀念專題，薈萃兩岸三地及海外學者論述，共同延續這場跨越時空的文學對話。

六十年來，《明月》如一座靜默的燈塔，持續照亮張愛玲文學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從一九六八年的初度亮相，到對其紅學研究、散文創作、英文作品乃至生平史料的持續鉤沉與闡釋，《明月》不僅見證，更深度參與了張愛玲從一位傑出作家，逐漸沉澱為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經典的全過程。

如今，重讀一九六八年二月號那篇〈憶胡適先生〉，與胡菊人先生為當期撰寫、飽含新年展望的〈編者的話〉，我們彷彿重返一個重要文化現場的開端。封面上那抹特意套印的、濃郁的中國紅，宛如一道靜默的隱喻，象徵着在變動的年代裏對文化脈絡的持守。而張愛玲那篇含蓄深摯的散文，恰似一枚精巧的時空膠囊，既封存了一段珍貴的文學因緣，也預示了《明月》在未來一甲子將始終踐行的使命：於時代喧囂中，辨識、珍藏並傳遞那「平淡而近自然」的、恒久的文化脈搏。

（圖片由吳邦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