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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9
二〇一九年七月號
生命的禮物(苗延琼)

我是在十年前認識芝芝的,那時她剛從精神科醫院出來。

「我忍不住家中永無休止的爭吵,父母重男輕女,在家我一點關懷溫暖也沒有!所以我想自殺。之後我因為割脈被發現,送到急症室。醫生除了問我自殺的念頭外,更問我有沒有聽到幻覺!我為了能入院,什麼都說有!醫院環境不好,都比待在家好!」芝芝說。

「難怪醫生開了醫治思覺失調的藥物給妳。」我說。

「我之後結了婚,但丈夫視我如他的『妹仔』一樣!」芝芝說。

「他虐打妳嗎?」我問。

「那倒沒有,但丈夫對我的精神虐待,我再也受不了!最近一次,我一氣之下,遷回了在葵涌區的自家公屋去。」芝芝對我說。

芝芝的丈夫在深圳做出口貿易,兩夫婦每天來回深港兩地。一直以來,芝芝都覺得先生不尊重她,因為她出身草根階層,又得不到父母的寵愛。可能丈夫覺得芝芝沒有娘家這後台,對芝芝動不動就破口大罵,把她視為出氣袋。最近,芝芝發現丈夫經常在外過夜,她雖然對丈夫死了心,但仍然為他肆無忌憚地在外面風流感到怒不可遏。

「我搬回家中住,家中地方擠迫不在話下,但是感覺周圍左鄰右里,有一種苦毒、貪婪、妒忌和埋怨的氛圍。……曾碰到一個媽媽,她責罵他的孩子是個笨蛋!只因為他把門推開,讓別人先走過去。孩子的禮貌、謙讓,不但沒有得到媽媽的嘉許,反而被責怪成蠢鈍。」芝芝歎氣說。

「我在街遛狗,被一個伯伯在我耳邊用粗言穢語罵,他自己則隨地吐痰!」芝芝厭惡極了。

芝芝住的地方,存在嚴重的貧窮問題。根據最新數據,香港的貧窮人口接近一百四十萬人,換言之五個人中就有一個在貧窮線上掙扎。

「我的左鄰右里,都是靠政府的綜援過活的!」芝芝說。

貧窮並不可恥,貧窮反映了社會不公義。政府一直有扶貧政策,提供公營房屋、醫療、綜援作為解決貧窮的主要手段。在香港,基本上沒有人會餓死或凍死。但窮人所欠缺的,不只是金錢和物質,還有自信、尊嚴、受教育的機會。而他們對工作、金錢和生活的態度,也值得好好商榷。

今時今日,脫貧之所以難,除了傳統向上爬的階梯已不復存在,還有是因為貧窮有其深刻文化底蘊:它寄生於一種自毀的心理狀況和生活方式。例如窮人自然缺錢,但他們又常常把僅有的錢花在喝酒、抽煙、賭博上。那種「自己會失敗,也因此最終必會失敗」的自我實踐心態,往往牢牢地騎劫了他們的靈魂。

我最欣賞就是芝芝的那一句話:「我不可以像他們一樣自怨自艾,我要走自己的路,因為可以選擇以什麼思想態度過生活。」

芝芝最終回到夫家,丈夫態度依然,但她的心態改變了。

「我曾經可以命也不要,其實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打倒自己!」芝芝對自己說。

有了這自我醒覺,芝芝的生活看起來沒有什麼大改變,但接下來的日子,她報了一些課程,也參加了一些義工工作。

「反正丈夫都是在外風流,我要好好努力把自己增值。從今天起,我要好好愛自己。」芝芝說。

看芝芝的蛻變,我感到很高興。

若是你問我,這些年來,身為芝芝的醫生,我對她做過什麼治療?芝芝的成長契機是什麼?我的答覆是:真誠、將心比心的治療關係。我為芝芝所做的,就是把她「當成一回事」,試去看芝芝看到的世界。

我小心謹慎地分析芝芝的病歷,因為她根本沒有患上思覺失調,我停止了不必要的藥物,芝芝的感覺好多了。我相信每個人都潛藏成長的種子,芝芝很努力,我見證到她生命的覺醒和蛻變!

我一直認為,能夠做一個精神科醫生,是擁有「職業上的特權」,我的工作充實了我的人生,為彼此的生命提供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