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起跑點，也絕不是外界想像最有前途的教學醫院，當然他絕對有條件去，但他反而去了當時被視為「二線」的基督教聯合醫院。「那裏沒有競爭，我成為一個真正的醫生。」他笑着說。更有趣的是，他並非一開始就志在「教授」這條路。當年他由外科轉職到微生物學系時，只是一個普通醫生，沒有任何教席。這段時間，他以臨床豐富的經驗為基礎，慢慢建立起扎實的研究，因為研究和臨床是分不開的。二○○三年沙士爆發，是袁國勇真正走進大眾視野的時刻。當時大家完全不知道這種病毒是什麼、怎樣傳播，而只知它殺傷力很大。醫護人員就像赤手空拳走進戰場，拿命來搏。短短幾個月，二百九十九人死亡，包括八名醫護因感染相繼殉職，其中六位是公立醫院的同袍：謝婉雯、鄭夏恩、劉永佳、鄧香美、劉錦蓉及王庚娣。另外兩名私家醫生在為病人診治期間不幸受感染而去世。他們是張錫憲和劉大鈞醫生。每一個名字，都是香港人心中的痛。「那時最大挑戰的，不是對付病毒，而是要穩定人心。我只是要誠實清楚交代—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袁國勇回憶。在最恐慌的時刻，他選擇用誠懇和專業，讓社會相信：即使前方一片未知，仍有人願意站在第一線，用知識和勇氣去對抗黑暗。

十八年後，香港再次被病毒籠罩—COVID-19。與沙士的迅雷不及掩耳不同，這是一場長達三年的耐力戰。「沙士是短兵相接，但新冠是持久戰。」他形容。起初，香港的策略是「盡量清零」，希望為研發疫苗爭取時間。可是，困難並不只在病毒本身，而在於人心。很多長者不願接種疫苗，甚至有人寫信威脅他，反對推行「疫苗通行證」。「結果，二○二二年初很多老人家死亡，打了疫苗和沒有打過的，保護率可以高五十倍。」提到這些數字，他語氣沉重。這不是冷冰冰的統計，而是一條條生命。

三年多的抗疫，他承受的不只是專業壓力，還有公眾的質疑、政策的爭拗、長時間的疲勞。這場戰爭不像沙士有明顯的終點，而是無止境的消磨。憑着一生對科研與臨床的堅持，他的研究成果衝出國際舞台。能夠在Lancet期刋中被選中為「本世紀最重要的三十四篇醫學論文」中的一篇，當中只有他是香港人。袁國勇不是「天生勝利組」，而是人生的「逆襲」。從在二線醫院磨練，到偶然進入微生物學系，再到沙士、新冠的生死考驗，他不斷在轉折點裏突破。香港人常說「好彩有你」，但或許更真實的，是「好彩香港有袁國勇」。

（作者為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