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下任之後，因貪腐入獄，是台灣民主，法治發展史上的一個污點，也是一個具有象徵性的案例；但就法治的成熟而言，卻又是台灣老百姓值得驕傲的一件事。但至今還有人覺得阿扁入獄是「政治迫害」，這就不免混淆了政治鬥爭和法治的界限，並有利用阿扁，鼓動民氣之嫌了。

　　台灣近年來在民主法治的發展上有許多可圈可點的成績，是形成「軟實力」的基本條件。所謂民主自由是威力最大的原子彈。然而，在兩岸的交流上，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它所展現的威力。恰恰相反的是讓許多大陸同胞在看了台灣選舉之後，感到一黨獨裁，未必一無是處，這是極可惋惜的。

　　每次政黨輪替之後，在台灣，不但需要「修憲」，還需要「修史」。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台灣收歸中國所有，這到底是「光復」還是「淪陷」，至今在台灣尚無定論。台灣社會的最後認同似乎只有藍綠，這真是一件堪憂的事。

　　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的影視娛樂產品，在大陸海外形成軟實力最好的例子莫如鄧麗君的歌曲。當年所謂「老鄧不敵小鄧」絕非虛譽。鄧麗君軟綿綿甜蜜蜜的歌聲在短短幾年之內傳遍大江南北，披靡東南亞、南北美，幾乎有華人處即有鄧麗君。大陸的革命歌曲、紅色經典，完全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來》的對手。但最諷刺的是鄧麗君竟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產品。

　　江蕙歌聲的甜美柔潤，韻致之哀惋動人，都不在鄧麗君之下，她在台灣受到歡迎的程度連當年鄧麗君也得艷羨。許多歌迷，為了買到一張「封咪」音樂會的票，竟有在寒風中露宿街頭排隊購票的，而票價也已超過新台幣十萬。這都說明，江蕙在台灣有聽眾，有市場。然而，只要一離開台灣就難得聽到江蕙的歌聲了。

　　江蕙在台灣固然造成轟動，但在海外的聲譽是不能和鄧麗君相提並論的。戒嚴時期鄧麗君的唱碟風靡大江南北，而解嚴之後江蕙的歌曲只能在島內傳唱了。這還不值得我們深刻的反思嗎？ 要分析這個現象，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有的是客觀的，有的是主觀的，有的是個人的，有的是環境的。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鄧麗君唱的是國語歌曲，而江蕙唱的是台語歌曲。國台之異也正是大小之別。方言歌曲只能限於一隅，絕非僅台語歌曲為然，粵語歌曲出不了廣東、香港；正如同越劇、川劇、河南梆子出不了方言區是同樣的道理。

　　這讓我想起了明末清初的戲曲、小說家李漁，在他的《閒情偶寄．詞曲部．賓白第四》中，特立《少用方言》一節，他說：

　　凡做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詞家，見花面登場，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為成律。每做淨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於吳越，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為吳越而設？（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年，頁七一。）

　　李漁的戲曲和小說真是大江南北，風行一時，在文字上少用方言，是他作品得以流通，並垂數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三百多年前的作家，已能有這樣的體悟，而少數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竟看不到一個清初作家已了然於懷的問題。李漁的這番話最能說明：用方言創作，是畫地自限。一個真有眼光的作家是不屑為的，所謂「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為吳越而設？」相信聰明的台灣主政者和作家、歌手當能有這點胸襟和眼光。

　　江蕙之歌乃天下華人之曲，豈僅為台灣而設？鄧麗君和江蕙所反映的絕不只是兩個歌星的際遇，同時也是台灣政局的變遷和語文政策的改變。

　　一般說來，民主自由的發展往往為一個社會帶來更寬闊的眼界和關懷，但台灣的情形似乎是這個通則的反面，自由民主帶來了「小確幸」，而忽略了大關懷。民主自由與「本土」並生：越民主越自由也就越本土，越「在地」。就格局而言，是縮小了，而不是擴大了。從鄧麗君到江蕙是這一現象最好的說明。如何讓台灣的自由民主走出鄉土的小格局是值得台灣人民嚴肅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