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時事
2020-8-27
二〇二〇年九月號
究竟李登輝是否背叛了蔣經國?(林泉忠)

李登輝於二○二○年七月三十日辭世。享壽近百的李登輝的一生,猶如台灣近現代史的縮影。他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與「皇民化」時代、二戰後中華民國的「光復」與「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播遷台灣、蔣介石的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蔣經國的建設與改革,以及其後開始的「民主台灣」新時代。

李登輝的前半生不過是一般的經歷者,然而後半生卻搖身一變成為引領台灣變革的領導者。李於蔣經國時代崛起,並在小蔣歿後排除萬難主導了一系列的「憲政改革」,推動了劃時代的台灣民主化以及本土化的進程,影響深遠。

李登輝身後的功過熱議

「李登輝時代」的結束,引發對其功過是非的新一波熱議,而在李留下的眾多謎團之中,犖犖大者莫過於究竟李登輝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開啟台灣民主新時代的?由於前者涉及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微妙」關係,後者不僅直接引發後蔣時代的權力鬥爭與省籍衝突,還觸及三十年來爭論不休的國家定位與國家認同等社會敏感議題,因此使得台灣社會對李登輝其人其事的評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其中,許多藍營要員與支持者對李登輝的怨恨,相當程度來自於二○○○年國民黨首度失去政權,將其責任歸咎於李登輝,更對李後來附和獨派的言行,包括晚年支持訴求「獨立公投」的喜樂島聯盟,都被視為對蔣經國的離經叛道。連具本土派色彩的國民黨前主席吳敦義也曾舉李在一九九六年就職演說中言及「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歷史大業」,來批李登輝對蔣經國以及中華民國的「背叛」。

李登輝究竟有沒有背叛蔣經國?不同的政治立場或許有不同的判斷。除了檢驗對照李登輝前後言行的差異之外,思考該議題的一個關鍵點,或許應是如何客觀理解蔣經國與李登輝的關係,以及蔣是否曾猶豫乃至後悔在過世四年前的一九八四年所作出的重大決定—選擇李登輝作為其副手。

要解開此一謎團,恐怕要從蔣經國基於其治國理念與對台灣發展方向的思考,而於一九七二年主政後開始推動「本土化政策」說起。在此過程中,李登輝作為一個政治素人如何踏入政壇,如何受到蔣經國的一路提拔和栽培,又如何僅僅花了十六年的時間,就登上總統寶座?這些疑團的線索,當可從中一一浮現出來。

政治素人與蔣經國的「邂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為了撰寫在東京大學的碩士論文《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筆者攜帶指導教授藤原歸一的推薦函飛抵台北,並於翌日拜訪了蔣經國生前的左右手、被譽為「蔣經國意旨最佳導體」的前行政院長李煥。李煥因追隨蔣經國,先後擔任救國團(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及青輔會(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長期致力於青年工作,包括為黨國舉薦一批批青年才俊,因此被視為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的執行者。  

經過了蔣經國逝世後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以及以蔣宋美齡及「四大天王」(李煥、林洋港、蔣緯國、郝柏村)等「非主流派」之間一連串的權力鬥爭,包括後者欲阻止李登輝連任總統的一九九○年的「二月政爭」後,「非主流派」最終以敗北飲恨收場。其後李煥接受了李登輝的提名,擔任了一年的行政院長就黯然下台。卸任後的李煥在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設立了「太平洋基金會」。

走進「太平洋基金會」,會客廳上掛一幅醒目偌大的大照片,是李煥與非洲貴賓握手會面,然而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後面站總統李登輝。儘管筆者當時還是一名研究生,卻也一眼就明白這張照片的特殊意涵—彰顯「李登輝靠邊站」,折射出「雙李」之間多年來揮之不去的心結。

開啟話匣後,隨後進入主題,李煥先生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當時  經國先生想找一位農業專家,我就把李登輝介紹給  經國先生」。所謂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其主軸就是拔擢台籍青年才俊,逐步使其進入權力中樞,李登輝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於一九七二年進入行政院長蔣經國第一任內閣,擔任負責農業發展的政務委員的。

蔣經國是如何疼惜李登輝的?

眾所周知,當時的台灣正處於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際。一九七一年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一九七二年二月台灣的最大靠山美國的時任總統尼克遜閃電式訪問北京,震驚世界,其後西方各國包括日本紛紛與台灣斷交。

另一方面,經歷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隔閡,因外省人壟斷權力現象的長期化而未能化解。因此,為了維繫國民黨在台威權統治的正當性,蔣經國斷然推出一系列「革新保台」的新政策。而其中開始大量起用本省籍菁英,成為該政策最受矚目的亮點。

根據今年二月開始公開、收藏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的《蔣經國日記》所記載,蔣經國新內閣上任第二天的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即召見李登輝,當晚蔣的日記就寫道:「談得很投機,為一優秀之科學人才」,雖然不過是短短一句,卻已彰顯出蔣對李的欣賞。

蔣經國的日記只寫到一九七九年底,翻遍所有內容,雖然私下對其他黨政軍人物有所微詞,卻找不到任何對李登輝的懷疑、不滿或批評。反倒是許多逐漸曝光的證據,都一一印證了蔣經國對李登輝的疼愛和器重。

蔣經國於一九七八年獲國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在確定了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擔任副手之後,蔣就有意讓李登輝任省主席一職,只是因李仍只是政務委員,並無任何地方行政歷練,為了避免雜音,故先讓李出任台北市長,三年半後再於一九八一年接任省主席的位子。

從《蔣經國日記》中可以看到許多蔣經國對李登輝讚賞有加的正面評語,包括「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可以培植的一位人才」。除此之外,從日記的一些記述中,也可以窺視出蔣經國對李細心栽培的用心。譬如,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後,有一次蔣與其他要員前往外島視察軍事戰備,臨時起意破格邀請李登輝一同搭乘軍艦前往,以便近距離觀察等等。

李登輝生前在一次受訪時,曾透露「每日他若上班都會來市府官邸的客廳,不管太太在不在,他會在那裏等我回去,兩個多月可以說除星期六日,蔣經國總統每天都這樣來」。  

蔣經國於一九八四年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國民大會於三月二十二日投票通過後,蔣經國就親自前往李登輝家道賀。後來蔣提議副總統和五院院長都應該建官邸,不過基於國家財政有限,故裁示先蓋副總統官邸。只是等副總統官邸建好之後,蔣並不再主動提五院院長官邸的事。後來李登輝也才恍然大悟,蔣經國其實是利用這一招,專為李蓋官邸的。

李登輝背叛了蔣經國?

蔣經國眼中的李登輝性格敦厚、為人處事規矩有道、施政貼近民心,再加上沒有班底,這些恐怕是蔣賞識與器重李的主要原因,也與李登輝在蔣經國面前永遠畢恭畢敬、「只敢坐三分座椅」的表現,不無關係。如此的李登輝,相較於比李更早當上台北市長和省主席、出身複雜的地方派系,且不夠謹言慎行的同為本省籍菁英的林洋港,顯然更值得蔣經國的信任。

然而,李登輝是否就是蔣經國意屬的接班人,由於蔣並沒有就此留下遺言,並未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實。不過,蔣經國深知根據憲法,倘他在任內離世,副總統就是合法的繼承人。因此,不難解讀,蔣在接班人議題上並「不作第二人想」。而事實上,歷史也是如此進行的。

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一點多在七海官邸突然大量吐血,下午三時五十五分撒手人寰。當晚八時八分,李登輝於總統府大禮堂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總統。

李登輝在政權穩固之後,逐漸顯露「霸氣」的性格特徵。在二○○一年離開國民黨後,李更是「口無遮攔」,對過去「外來政權」國民黨的批評也尖銳無比。然而,李登輝卻一直自稱自己是「蔣經國學校」畢業的,且直到自己離開人世前,都未曾批評過蔣經國一句。蔣李二人的關係,恐怕並非外人能夠深切理解的。

在李登輝心中,或許認定自己未曾背叛過蔣經國。然而,李其後在國家認同方面的轉向頗為明顯,卻也是不爭的事實。猶記當年李登輝致贈蔣經國的輓聯為:「厚澤豈能忘,四十年汗盡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遺言猶在耳,億萬人水深火熱,誓一心一德早復中原。」上聯或許爭議較少,不過下聯在不滿李登輝的人們眼中,對照後來李登輝的言行,恐怕就是赤裸裸的「背叛」了。只是如果同樣對照李登輝之後的歷任國民黨主席,又有哪幾位堅持蔣經國對大陸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並遵循其遺囑,繼續高舉「三民主義、反共復國」的大纛呢?

蔣經國當年推動「本土化政策」,提拔本省籍菁英,可理解為因應內外情勢變遷以及向現實低頭的無奈且務實的選擇。正如他生前留下的一句名言「我也是台灣人」一樣,打從他開始用心培養本省籍菁英李登輝的那一刻起,至少在經歷了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後的反思,以及一九八六年默認民進黨的成立之後,或許多少已經料到後來台灣的發展乃至今天的局面了。

(作者為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