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時事
2020-11-27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號
香港的風雨(劉銳紹)

過去一個月裏,政治新聞特別多,包括震撼性的新聞。主要的包括:四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引發泛民議員總辭;成立三十多年的「支聯會」似乎遇到一定的衝擊;官方在《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的活動上重提「愛國者」標準,預示日後這個標準可能成為「政治掃雷」的工具之一。

其實,上述事例只是去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延續。當時,北京正式放話要牢牢掌握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並要有完善和執行機制的具體措施。但在一年之內,只在減少暴力衝突、「淨化」教育系統、清理立法會、進一步掌控傳媒、推動港版《國安法》等方面「初見成效」;在官方的部署和時間表裏,可能還未達標。可以預見,如何進一步趕快建立日後有利於官方的制度和規矩,已在港府的日程之中。

為什麼官方到最近才出招?

官方取消四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時機也有點奧妙。眾所周知,官方希望全面控制立法會,減少泛民的阻力,乃由來已久的事。但官方也希望保留一些「點綴品」,例如讓少數泛民發出無傷大雅的聲音,做「忠誠的反對派」。不過,官方又擔心泛民陣營在立法會裏繼續擁有三分之一的關鍵否決權,所以,這次選擇性地DQ公民黨四人,藉此打掉關鍵否決權,就是官方的如意算盤。

但為什麼官方遲遲不出手,到最近才出招呢?這就跟美國大選基本塵埃落定有關了。自從「反修例」運動出現後,特朗普政府總是抓準機會打「香港牌」,藉以在中美貿易戰爭取主動,向中國索取更多經濟利益;而北京為免局勢更加複雜,多數「割肉養奸」,增購美國貨,美國就得其所哉。但如今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失利,自顧不下,窮於應付國內的訴訟,無暇理會香港,所以港府在此刻出手,林鄭月娥還負起「主動請求中央」的責任,可謂不僅有「做得和打得的勇氣」,還可以「捱得義氣」。

這也預示現時不叫「臨時立法會」、但北京指定任期不少於一年(即覆蓋下屆立法會選舉期)的「延任臨立會」,將有更多爭議性的動作,例如趁機修改議事規則,減少拉布機會;更逼切的是控制下屆立法會選舉的遊戲規則,例如選民可以在大灣區投票、強化選舉主任職能、整頓票站安排等。

還有一項筆者早已提出但容易被外界忽略的重要任務,就是由「延任臨立會」制定新一屆特首選舉的遊戲規則,例如區議員如何或是否可以按現時機制成為特首選委會成員?如按現時機制,將有大約一百一十七名區議員(多屬泛民陣營)進入特首選委會,加上泛民甚有可能取得的大約二百多席,還有對特首不滿的建制暗票,將構成極大的「不穩定因素」。所以,在官方眼中,必須在「止暴」之後「制亂」。果真如此,「延任臨立會」就「任重道遠」了。

至於泛民議員總辭,相信也是官方的計算之內,跟着窮追猛打,聲討他們「不負責任」,也是意料之內,因為要阻截他們日後參選之路。所以,餘波既然未息,也許還會餘波再起。

有關「支聯會」被有系統地針對一事,其實也是早晚的問題。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有系統地指「支聯會屬於政治顛覆組織」,是一個指標性動作。其後,支聯會競投年宵攤位時,一度被延後簽約,也是一個訊號。事後的消息指,此事「不涉及港府高層」,但至少反映「請示文化」可能已在香港官場逐漸普遍,公開的機制有時還要退避三舍。

壟斷「愛國者」定義

「愛國者」標準一事,其實是新瓶舊酒。二○○四年初(即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喬曉陽來港時已經提過,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還推動「愛國者」討論,點名一些「不愛國的人」。可是,市民反應冷淡,掀不起高潮。如今官方舊調重彈,相信有兩個目的:一是重新以「愛國」作為新一輪思想教育的凝聚點,因為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概念,官方控制內涵就行了;二是再由官方壟斷「愛國者」的定義,作為日後「掃雷」的依據。

每當談及「愛國」的標準和定義,我總是感慨良多。近年來,這個標準已被隨意解讀和政治化而污染了。李嘉誠過去被稱為「愛國商人」,如今卻是陌路人;過去公開反華的「遺老遺少」甚至「港英餘孽」,如今成為入幕之賓。我不否定「覺今是而昨非」,但眼前的現實卻是:理念凝聚如鳳毛麟角,主流已是利益凝聚了。

這又令我記起前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廖瑤珠的話:「愛國可以不分先後,但必須分真假。」近年來,北京感到過去(通過特首和特區政府)的間接管治失效,於是傾向(由中央實質決策)的直接管治;京官還表示「忍夠了」(建制派引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話)。一時間,爭取「愛國」表現的人和事相繼湧現,這又是另一場為我所用的戲碼了。

預測未來兩年,仍是「加辣」的年代。我思考的是,官方希望穩定壓倒一切,但到頭來會否自己製造不穩定呢?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