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外則仍在角力中，而且角力的程度比以前更強。就在夏寶龍發表《國安法》一周年的講話後，美國當日就宣布進一步制裁官員。中方隨即反擊，而且反擊力度比以前更大。這次除了港府、港澳辦、中聯辦、外交部等一起反擊之外，還有一連串的輿論戰從旁支援。

反擊美國官方的言論

例如，美國官方在夏寶龍講話前後發表言論，意含勸籲在香港的美商必須注意《國安法》的危險，考慮是否撤走。內地和香港的親官方傳媒馬上出現系統的反擊言論。據了解，有關方面早在背後組織輿論反擊戰，因為美國的言論已在他們的預期之中。

輿論反擊的重點包括：美國在今年初曾製造消息，指在香港的美國企業中，有大約百分之四十擔心受到《國安法》牽連，可能會撤出香港。不過，這個擔心沒有變成現實，至今真正撤走的美國企業不多，甚至反而在微量上升（容或這裏有統計學的奧妙）。港方的輿論還訪問了美國總商會的負責人，報道美國企業的想法與美國官方不同。例如，香港仍然是容易賺錢的地方；美國與香港的貿易活動，至今仍是美國順差；香港仍是美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橋梁（美國大企業早已進入中國市場，它們有足夠實力保護自己；在香港的美資主要是希望香港的法制能讓它們得到較多的保護）。

還有一種比較露骨的說法，就是美國在香港不單有經濟利益，還有政治和情報方面的利益。這就決定了美國不會一下子就跟香港切割的大方向。這種言論由非官方或半官方媒體散發出來，希望產生三點作用：一是點破背後的實情，讓市民明白政治的實況，毋須受美國言論的影響；二是藉此透露中國其實也看穿了美國的底牌，不怕美國聲稱的制裁，同時也在預防美國的暗招。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對外說明在港的美國企業與美國政府的看法不同，甚至不想按美國政府的願望，從香港撤走。這些都是看不見的政治硝煙。

美國政府指揮不了工商界

內地和香港傳媒反擊的另一張「輿論牌」，是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對香港和內地經濟的看法。外界關注在同一時期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視像會議，習近平和拜登（當選後）首次「同框出現」。習近平除了講述中國支援外國抗疫之外，還按照這次會議的主題，特別談到疫情後如何復甦經濟，中間就強調多邊合作，此乃振興經濟的最佳方法。與此同時，中國與歐盟中的兩大國──德國和法國，分別加緊雙邊經貿活動，沒有受到歐盟早前停止投資協定的影響。在此態勢下，歐盟其他國家也有聲音，要求恢復投資協定的討論。

這就說明，基於經濟利益，歐洲國家與美國的對華態度，分歧愈來愈大，美國的指揮棒愈來愈不見效。用內地的話說，就是「用經濟武器粉碎美國的合縱連橫」。即使英國仍然跟美國同一步伐，但英國已退出歐盟，經濟也困難重重，對中國的影響有限。這也是中國敢於用強硬姿態回應美國壓力的原因，美國對香港和內地官員的制裁也變得沒有實質作用和意義了。

其實，內地和香港也看穿了美國的弱點，就是美國政府指揮不了工商界。在一般情況下，這是自由市場的優點，各自在法律之下發揮經濟才能；可是，當經濟涉及政治時，經濟自由度就會影響政府的需要。所以，中國對經濟和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大力管控，既防止它們犯法，也促使它們必須服從國家的政治需要。例如中國不希望企業到美國上市，由二○一八起，已有至少十五家中資企業由美國轉回香港上市，或兩地同時上市。如果企業抗拒，就可能出現早前馬雲和近期「滴滴出行」受到整治的命運。

這種政治經濟學放在像中美鬥爭的環境下，顯示了它的威力。美國正因為不能掌握這種力量，因而處處被動。到底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怎樣才是「正常」？或者從來就是不正常？在此難有結論。

香港無可避免受到傷害

再談得具體一點，中國掌握目前在香港的美國企業大約一千三百家，在港的美國公民大約八萬五千人。當中涉及千絲萬縷的經濟和社會連繫，不可能一下子說變就變。所以，在美國加強制裁和中國作出輿論反擊之後，政治圈中流出消息，指美國隨即放軟口氣，通過不具名的方法，由美國和駐港高官放話：美國政府不是要脅在港美資撤走，是否離去是它們的決定，美國政府「只是作《國安法》生效後的事實陳述」。到了這個地步，這場輿論戰的初步戰果已有分曉了。

不過，內地和港府必須看到另外兩個問題。一，中美角力之下的香港，無可避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即使北京努力穩住香港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目前的政治壓力和態勢的確令外商擔心，即使仍留在香港，只是眼前仍有利可圖而已。此外，外資感到中資已主導一切，外資的盈利空間大大收窄，還要承擔政治風險，甚至可能變成中美鬥爭的「人質」。這個恐懼是天然存在的，即使中國大力保證也無甚作用。用行內的話說，就是政治不能掏空經濟的基礎。

二，香港人的怨言和移民情況（包括大批金融界人士）增加。人才是香港的最大本錢，內地不要以為用「新香港人」可以取代。這是更長遠的問題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