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談「二十大」涉及香港的內容。由於習近平的報告長達七十二頁，而他沒有宣讀全文，只讀了精簡版本，所以外界關注宣讀了什麼，沒有宣讀什麼。宣讀的重點當然是北京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愛國者治港，由亂到治和由治及興等內容。沒有宣讀的則包括「堅決打擊反中亂港亂澳勢力，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看來鬥爭意味不明顯。

解構施政報告如何響應「習講話」

到底怎樣解讀這種情況呢？眾所周知，中國的政治文化之一是「話說在前」，日後將按照實際需要而決定怎樣做；所以，宣讀的內容固然重要，待需要行動時有案可稽。不過，沒有宣讀的部分同樣重要，甚至某些內容比宣讀的更重要；不宣讀的原因也許只是一種策略，為免引起敏感，被外界做文章而已。

以此衡量，習近平沒有直指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等元素，只是因為近期國際形勢複雜，尤其是要避免香港被牽引成為磨心，才稍為低調一點。但國家安全的問題，始終是北京緊而慎之的環節。即使《基本法》二十三條暫時被剔除在立法會本年度的工作之外，但其研究和準備工夫仍在進行中，只是不算急務而已。

這種精神輻射到施政報告上，最重要的體現自然是「由治及興」；只有這樣，才能安定民心，盡量減少外部因素影響。內地人士解說，中央已為港府解決了「由亂到治」的問題，那麼「由治及興」就是港府的主體責任了。所以，李家超直言施政報告以習近平「七一講話」為藍圖，而「習講話」的「四個必須」中，包括港府必須提高施政水平。這就是施政報告的大部分內容都涉及房屋和民生問題的原因了。

例如，施政報告提出在未來五年裏興建三萬「簡約公屋」單位，把輪候公屋的時間由六年減至四年半。一來，這是因為居住問題長期困擾基層民眾，輪候時間由原來的三年增至六年，已令市民怨聲載道，必須盡早解決。二來，香港經濟日後將遇到更大挑戰，如不盡力解決中下階層的住屋需要，可能會變成更大的不穩定因素。所以，房屋政策有較明確的指標，也是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互相配合

另一個房屋政策與「搶人才」有關：合資格人才居港七年，購房可退稅；配合其他政策，預料每年可吸引三萬五千名人才來港。這一措施其實與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沒有高調宣讀的人才部分有關。不過，業界對這項措施有兩個不同的關注點。

其一，招攬人才固然重要，但重點是外國和國際人才？還是內地或「海歸派」人才？兩者各有特點和強弱，但如果重點在於前者，則毋須考慮太多方便他們買樓的政策，因為他們一般都有所屬公司或機構的房屋津貼，即使留港七年也不一定買樓。

其二，如果重點是後者的話，就可能觸及「騰籠換鳥」的疑慮。本來，香港人才不少，人才庫也算構建完備，但近年來香港人才流失，而這個問題又不是單靠港府之力就可以解決。所以，外界一般認為，理應努力挽留本地和國際人才，再增加內地和海歸人才。

談到人才問題，自然離不開高等教育。近年來，大學和高等教育的領導層增加了若干內地背景的人士。這不是問題，但港府的高校教育政策與「政治正確」掛鈎，自然引起關注。與此同時，中文大學改校徽，又引起一陣風波；校方被指事前沒有諮詢，但校方否認。外界關注，此事是否追逐着不受建制派歡迎的校長段崇智而來？

港府決策的自主性

為了落實各項政策，港府成立了多個委員會和小組，例如特首政策組、融入國家大局督導組、法治教育督導組等。外界提出，這樣會否架床疊屋？以特首政策組為例，跟以前的中央政策組有何分別？中央政策組後來改為「創新辦」，效果似有還無。那麼，新的特首政策組將會怎樣改弦更張呢？

李家超認為這些小組是必須的，否則就無法凝聚力量，他本人也兼任融入國家大局督導組組長。平心而論，這類安排無可厚非，尤其是跟內地溝通，有時候需要按級別和對等行事，否則效果將打折扣。不過，這種模式令人感到，香港的政治文化愈來愈趨同於內地，而市民最關心的則是實效。所以，這只能讓日後的成績來說明問題了。

談到實效，市民眼前的關注重點就是通關和防疫政策。不少醫學專家和商業人士已提出他們的理據，認為要盡快實行「0＋0政策」，但施政報告發表時，並無這方面的進展。港府官員表示仍需謹慎，只能稍為放開飲食場所的限制，否則抗疫就會功敗垂成。

這又涉及港府決策的自主性問題。香港的疫情已相對穩定，各界要求及時通關，但首先跟內地通關，還是先跟外國通關？當中又有實際和政治角度的考慮。例如，商界自然重視跟國際通關，否則香港只能吃老本，長遠更會失去很多機遇。但香港的物流和人流活動卻與內地更為緊密，而內地至今仍以「動態清零」為主；即使建制派在「二十大」前暗示「將會放鬆」，但後來只能轉換口風。

凡此種種，說明香港要平衡對外對內關係，也不容易。日後能否透過「內交」來爭取更大主動性，則要看港府官員的表現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