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呼應」的內容談了多年，已經耳熟能詳；眼前的「新」，在於三年來再次通關，這就考驗特區政府在停運多時之後的應變能力。果然，在某些環節上出現混亂，例如在高鐵售票的過程中，買不到票的市民頗有怨言。據知情人士透露，這有兩大原因，一是高鐵售票是採取內地的系統，不單市民一時間未夠適應，連港府和港鐵的人也未必完全適應。第二個原因更有普遍性，可輻射到其他方面，就是內地忽然放開防疫政策，事前雖然已有跡象和風聲，內地有關方面也跟香港打了招呼，但畢竟具體措施不可能說得太細；加上內地的措施經常「有所調整」（內地稱「微調」），而這種「微調」又讓人傷透腦筋，最後只能等待通知。

舉例說，兩地恢復通關前後，由內地來港的人數多少？上限如何？香港能接待和適應的能力如何？都是香港關心的問題。但這必須與內地多加溝通，而內地也考慮港人北上的人流多少？通車的範圍暫時不會全國性，要由深圳或廣州中轉；諸如此類，都要等待最後通知。這就形成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不過，總的來說，方向是一致的，恢復通關的磨合也不難解決。

國際對「大陸因素」的顧慮

至於「內外挑戰」，難度較大，因為這不是香港與內地的問題，而是中國與外國的問題，也是香港與國際的問題。在內地的概念中，中央「已採取果斷的做法，替香港做到『由亂到治』；那麼，現在『由治及興』的主要責任就在港府身上了。」知情人士表示，說來容易，但香港「由治及興」所面對的國際形勢，卻不是香港單方面可以應對的，因為國際上有一種慣性，就是篤定認為，眼前的很多事情也滲入「大陸因素」，從而增加多種考慮或顧慮。

例如，高鐵售票採用內地系統，包括擷取人面識別功能。有關方面認為，這在申辦回鄉證和過關的時候已有相關措施，但在外國人眼中，這視為進一步侵犯個人私隱。此外，這種措施日後會否實施在來港的外國人身上？也是未知之數。

此外，香港與內地通關前後，也有一些措施被外國視為「進一步失去自主決策」，例如病毒CT值的修訂與內地看齊；加上恢復通關初時有一些未能完全磨合的措施（例如兩地檢測核酸的嚴謹程度不同）。反正，要挑剔的內容隨手拈來，形成港府對外游說「復常」時困難。

這些難度更體現在與國際「搶人才，搶企業」之上。據知情人士透露，這種困難其實在兩年前已經出現，當時一些外商離開香港（這種情況與內地的外資和港資工廠相似），它們轉移到外國後，一般在租約和聘用人手方面也會簽約兩年或以上；如果要它們回流，確有點強人所難。所以，較容易「搶人才和搶企業」的措施，就是吸納更多內地人才或「海歸派」，在企業方面則多吸納金融、科技機構，包括由美國轉來香港上市的公司。不過，這就又要防止外界宣傳為「騰籠換鳥」、由內地人取代香港人的「新疆政策」。

港府努力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到海外唱好香港「復常」後的機遇，據稱反應良好，外商願意和積極考慮。不過，這到底是客套說話？還是真心誠意的行動？則須觀察。更重要的是，港府在海外重攬貿易機遇的時候，卻遇到「唱衰香港」的輿論，其中威力強勁的是香港的政治環境。

這次釋法已經避重就輕

例如近期黎智英案中英國律師能否代表出庭的問題，需要全國人大釋法。從北京的角度看，這次釋法已經避重就輕，盡量不傷害香港的司法獨立，所以沒有直接禁止，而是闡明一些原則；此外，由特區政府用簽證期限等方法，創造英國律師不能出席的既定現實。方法比以前輕巧了，但基於東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概念不同，無論港府怎樣解釋，只能以觀後效。

一位港府朋友忽然記起內地官員對他說的一個故事：八十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並有能力承接國際商業衛星的發射業務，於是派專家（包括被視為「三錢」之一的錢偉長）到海外招攬生意，但在招商時卻有人「踩場」，說「中國的火箭是竹製的」。結果，招商無甚成效，最後由港商組成的財團招供第一宗生意，發射成功，才能打破外國的輿論攻勢，穩住外商的心。今天的情況，不知是否有點雷同？

不過，知情人士也放風說：其實中外關係不至於那麼惡劣。且看英國每半年發表的關於香港形勢的報告，語氣明顯放緩和改變，不再說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此外，中國與澳洲的關係回暖，澳洲外長訪華後，中國已恢復進口澳洲礦產，據聞澳洲龍蝦也將可進口。建制中人笑言，以前中澳關係不好，澳洲龍蝦大批來港，日後澳洲龍蝦又會貴起來了。

可見，北京要求港府「由治及興」的同時，也要處理好外交關係和減輕香港的政治壓力，才能真正的「復常」。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