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積極的因素。除了李家超率團出訪之外，港府最近已要求各個海外經貿辦事處協力和接力，說好香港故事，並按照「搶人才，搶企業」的方針，鞏固香港的基礎和競爭力。香港現時在海外有十四個經貿辦，並安排三百億元的投資基金。疫情過後，港府在海外大賣廣告，大派甜頭（例如優惠券和機票），希望盡快復常。

在此期間，雖然有美國國會議員建議取消香港駐美經貿辦，但圈中人士估計，這只是一場宣傳戰而已。美國在港仍有大約一千家規模不小的企業，而且商人的考慮與政府不同，美國政客的算盤不一定能夠打響。另一個積極因素是，中央和港府似乎看到政治的變化已動搖海外投資者的信心，也引起連鎖反應，所以在政治上稍作調整。例如，忽然有建制派放風說：《基本法》二十三條應延後立法，本立法年度內也不適宜諮詢。其論點是：台灣明年大選，過早行動可能間接幫助民進黨繼續執政；此外，中外關係仍在僵持中，過早立法也會給西方國家攻擊的機會。

這些說法也有道理，筆者多年前已提過，但自知人微言輕，毫無實效。現在此議重提，可算是策略性的調整，但是否政策性的改變？則有待觀察。且看李家超和港府官員仍強調，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按目標時間進行」，不遲於明年完成。表面看來，這與某些建制派的意見相左，但不排除這是「唱雙簧」的緩兵之計，皆因「明年」涵概的時間充滿彈性。台灣大選在明年初舉行，如今放出「延後立法」的風聲，只是不想刺激台灣的選情。大選過後，也可以盡快立法。

中東東盟不能作復常主力

這些手法相信外國也能看透，所以，香港復常的速度還是要看自己的策略和力量，更要預防香港的實力和影響力會否因此而降級？例如，港府跟隨內地政策，向中東和東盟國家拋出橄欖枝。這是眼前的現實需要，因為美歐國家正與中國不咬弦，必須及早找尋替代國。

不過，中東和東盟地區都是次級市場，頂多只能當作臨時駐足的礁石，不能作為香港「復常」的主要力量，否則香港只會自我降級。尤其是金融市場，即使香港不斷吸引中東資金來港，但能否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還須看中國與歐美國家的關係。況且，當中外關係進一步惡化時，中東和東盟國家的態度又可能轉變，這類經驗已多不勝數。

又如中國和多個國家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並在香港成立籌備辦公室。其實，這是梁愛詩出任律政司司長時已有的構想，把香港打造成國際仲裁中心，但久久未能成事。尤其在「剛果案」後，香港尋求全國人大釋法，西方國家更關注北京在背後施加的影響。近年香港法律和司法界的變化，更令外國關注「一國兩制」會否有質的改變？所以目前可見的是，只有次級市場和第三世界國家對這個國際調解院有興趣，經濟強國和主要國家則在觀望。前景如何？尚待觀察具體行動和成效。

還有人才的問題。據最新數據，不計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二○二二年香港居民淨移出六萬人，是前年的大約二點一倍，香港人口也連續三年下跌。當局沒有公布移離香港人士的背景分類，但相信專業人士為數不少。官方似有意進行銜枚疾走的「騰籠換鳥」，或者「百鳥爭鳴」，用內地人士和海歸派補充香港人才流失的缺口，但效果如何？還要視乎其他因素。

有意見認為，中共建政初期，曾在新疆嘗試增加漢族人口，以平衡當地少數民族的比例，最後主導了新疆的發展。十多年前，廣東為了產業升級，嘗試「騰籠換鳥」，排除「不適應發展需要的港商」，也有效果。今天，中國新一代具國際活動能力，國家觀念比香港人強，所以，也可以在香港「騰籠換鳥」。

不過，今天的背景與過去大不相同。上述的「騰籠換鳥」都是在中國可以單一控制的範圍內進行，北京全面主導，而且不涉及第三產業層面和海外因素。今天如要在香港「騰籠換鳥」，則涉及外國和外商怎樣看待香港前景的問題。內地可以繼續按其想法「騰籠換鳥」，官方總認為「中國有什麼事情辦不來？」但如果什麼事情都不計成本，那麼日後的代價就難以計算了。

西方對一國兩制的兩層期望

外國近年有一種頗為普遍的言論：西方國家對「一國兩制」有「第一期望和第二期望」。第一期望是「一國兩制」的原意和設計得到真正落實，中外均可在香港得益；如今，第一期望似乎不太現實，所以只能寄以第二期望─外國深知自己根本無法影響「一國兩制」，但如它變形走樣，那就任之由之，各自選擇了。說得白一點，就是「有得玩就一起玩，冇得玩就走」，因為香港降了級，甚至失去昔日價值，外國雖然無可奈何，但也不會可惜。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認為外國感到「冇得玩，所以要搞亂香港」；而外國則認為，是中國自己弄致香港「冇得玩」，也許中國的損失比外國更多，所以即使在香港「騰籠換鳥」，其實外國漠不關心。

這到底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偶然？香港「復常」能脫胎換骨？還是「得棚骨」？且拭目以待吧。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