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今年的《施政報告》特別注重：「香港正處於關鍵經濟轉型期」，並強調政府需要指明方向、指出問題、提出方法，凝聚社會共識和力量。特首面對現實，看到香港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的方向。留給香港的時間不多了。香港已經沒有老本可吃了！

特朗普奉行孤立主義，強調「讓美國再次偉大」，國際合作格局勢將發生變化。他也不會忘記曾干預香港，在上一任期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及頒布行政命令，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又制裁部分的中國及香港官員。別寄望特朗普會對香港仁慈，未來四年可以預料，香港最具特點的國際優勢將受到挑戰，外向型經濟首當其衝，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繼續萎縮。

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已經十分明顯地反映在香港的經濟數據上。政府統計處公布九月香港對外商品貿易統計，進出口貨值增幅均較八月放緩，與內地進出口趨勢一致。未來貿易磨擦升溫加上環球經濟不明朗因素，可能繼續影響香港出口表現。

港府確定發展「總部經濟」的目標，吸引海內外公司來港設立總部及分部業務，但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只有一千三百三十六間外資以香港作為地區總部，較上年減少七十五間，較二○一九年高峰期的一千五百四十一間，更減少了二百零五間，也是自二○一二年以來數目最少。而其中美資、英資走得最多最快。

這都帶出一個問題，香港既要守住傳統優勢，又要轉型找尋新優勢，兩者必須相輔相成。

其實，香港的轉型挑戰不始於今天。早在二○一四年六月十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指出，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其中既包括中央對香港特區直接行使的權力，亦包括授予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而對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則享有監督權。這是中央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管治權」一詞，並清晰地闡明了中央管治權的權力內容。啟動了香港回歸落實「一國兩制」準確歷程，預示着香港回歸以來發展轉型的重新思考，是新治理新發展的到來。

自然，「一國兩制」離不開中央的全面管治。《港區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中央為香港完成了治理制度走向大治奠定轉型基礎，是為「一國兩制」體制下的香港經濟轉型提供治理保障。這既是香港對「一國兩制」管治方式的重新認識，也是香港回歸轉型的重大開始。

一直以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都以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著稱。在國際環境不穩之際，這獨特的優勢，也會轉化為一個弱點：說到底，正由於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極為敏感，香港經濟很容易被各種外界不利因素所影響，香港可能如歷史的每一個機遇一樣，選擇戰略性轉型，才是明智之舉。

香港過去的三次轉型

歷史上的香港有過多次轉型經歷，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今時今日的國際服務及金融中心，有賴歷史上三次產業結構的轉變，而每次轉變均能為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將香港的產業結構推向更高的層次。

一九八四至一九五○年：由漁村到轉口貿易港。一八四一年六月，英國佔領香港後便宣布將香港開闢為自由港，標誌着香港開始向近代開放型經濟過渡。二十世紀初，香港更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知名的重要轉口港。

一九五一至一九七○年：由轉口貿易港到工業城市。二次大戰後，主要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經濟生活開始從戰時向和平時期過渡。世界市場對日用輕工業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世界格局和市場的急速變化，促使香港經濟結構從轉口貿易向「出口導向」的加工貿易轉變。一九五一至一九七○年的二十年間，香港產品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十五點一個百分點。

一九七一至一九九六年：由工業化到多元化服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工業結構開始由勞工密集型漸次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香港的金融業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迅速崛起，一九七○年本港的註冊銀行只有七十三家，共設有三百二十六間分行，一九八○年則增加到一百一十三家，共一千零三十三間分行，銀行的資產亦由二百三十八億增至二千九百五十億港元。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已成為亞洲第二大股票市場。

一九七一年，香港第三產業（服務業）已佔到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十三點二，到了一九八一年，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五，直到一九九一年，佔了百分之七十六點七。一九九三年開始，第三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已逾八成，金融、旅遊、房地產及運輸業，成為本港經濟的支柱產業。

歷史證明，香港每次轉型，也受着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受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變動的影響。作為國際化都市特點的香港，其發展都與外部環境有關，適時經濟轉型，是香港經濟發展趨利避害的重要形式。而香港每一次轉型之後，都使經濟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帶來一二十年的繁榮期。回顧過往三次結構轉型的歷史經驗，對於今天觀察社會經濟的走勢具有啟發意義。

政府的主動性主導性

如今，香港又走上新的轉型期，這一次轉型應該轉什麼、怎麼轉？和歷史上數次轉型比較，雖然都是轉型，有所不同的是，歷史上的轉型都是市場被動使然。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香港已經是耀眼的國際都市，在前所未有的實踐着「一國兩制」這個背景下，香港政府主動提出轉型。這也意味着，香港走在歷史的轉捩點，轉型不是單一的經濟範疇，也涉及社會多方面多層次，更涉及政府本身的轉型挑戰。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治理模式轉型。香港曾以「自由經濟」政策為重，回歸之初的所謂「河水不犯井水」、「小政府大市場」既已經過去了，「積極不干預」治理政策也不再合時宜。《白皮書》不僅確定了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也確定香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機關在整個治理運作中，包括制訂公共政策、立法議程和政府運作，處於主動和主導地位。

這對香港只講市場的傳統治理方式有本質區別，政府服務市場突顯主動性、主導性。整個政府系統、整體官僚體系以及政府人員都要學好、學會轉型，更需要在意識和價值觀上轉型，在香港治理、發展過程中積極主動開拓並承擔責任。這可能是香港經濟轉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次，香港傳統產業依賴需要轉型。傳統的幾大支柱產業都面臨挑戰，香港需要固守傳統優化傳統，更需要開拓創新，考慮傳統產業和創新產的銜接和置換。

出口放緩、金融不穩、旅遊疲弱、房地產衰落，香港的傳統產業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滑鐵盧。政府固然希望穩固傳統產業並繼續保持優勢產業，但開拓新型市場、新型產業可能會是香港的新出路。香港服務轉型的眼光不能緊盯傳統支柱產業，還需要將眼光放長遠，着力關注新產業，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甚至新型貨幣等。香港有創新資源和能力，缺少的是眼光。

消費是生存的基本行為，是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是經濟需求的關鍵指標。港人熱衷北上消費，內地旅客赴港人數減少、消費降低。思考香港轉型消費已經是政府施政迫不及待的大事。特首李家超稱，香港正經歷轉型，在部分行業例如旅遊業尤其顯著，市民及旅客的消費模式改變，業界要有新思維應對。

「業界要有新思維」，特首點到要害。香港歷來是以奇特、優質為招徠。如今的香港正失去這些優勢，外資撤離、本土中產外移、基層北上，而內地餐飲連環以廉租進駐香港，平價超市也見有機可乘大舉進軍。香港整體消費質量下滑是趨勢。

消費結構的變化，迫切需要香港維持和促進高質量消費。低出必須高進。比如，依香港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擁有二百多個如海洋珍珠般的島嶼，以休閒度假吸引高端遊客以彌補觀光購物不足的低端旅遊，可能是香港未來的方向。

香港現在比任何時候都得到國家的全力支持，在這一絕佳的發展機遇下，香港已經不能只滿足於扮演內地引進來和走出去的窗口、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而要以創造者、建設者身份深度參與國家發展大局，如此定位才能弄清楚自己合適的位置、角色及轉型方向。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