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政府官員感到判得適當，反映案情的嚴重性。而且，審判的過程強調普通法原則，沒有傷害「一國兩制」的法治精神。這一點，也許是要回應外國的指責，還要否定外國抹黑。

不同建制派中人表現也不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判刑適當，按各人所犯的案情細節，不算輕也不算重。但更多建制派中人選擇少發聲，甚至不發表意見，也許他們感到沒有這個必要，越說得多自己越被動，表態表忠也不會選擇風頭火勢的時候，惹來針對自己的矛頭。民建聯主席陳克勤還表示，平息和結束政治爭議後，要搞好經濟了。

與六七年的社會動盪比較

有研究社會穩定的學者把此案的處理手法，跟一九六七年的社會動盪比較，發現有幾處不同。那個年代，英國和港英政府對暴力行動和抗議事件有不同程度的對待，涉及暴力的判得重一些，有個別七年；屬於示威抗議、言論表達的懲處則比較輕，一般是三年或以下。今次「初選案」屬於平靜的行動表達，但戴耀廷入獄十年，最輕的也要坐四年兩個月，反映政府認為平靜表達的影響力都不能忽視，或者會有更嚴重的殺傷力，所以在法例上早已設下較高的懲罰量刑。

此外，港英當局在六七事件之後三年，內部政策決定劃線，除非是嚴重到不能不追究的案件，或者出現新衝突危險，否則其餘案件不處理。他們還透過華民政務司慢慢散出這個消息，逐步放開社會氣氛。跟着他們大搞經濟轉型，推動香港由工業社會向金融城市發展，原來是要配合英國老家的政策，大力提升香港生金蛋的能力。

不過，其實英國沒有放鬆香港的政治監控。他們從六七暴動期間知道左派的地區組織能力十分強，還在徙置區和乙類公營屋邨發展基層實力，所以暗中監視。但當時政府為了不影響大搞經濟的鬆弛氣氛，很乖巧，選擇了低調方式，派政治部人員直接跟那些左派團體打交道，互相認識，還參加左派的活動，但要搞得開開心心，一點緊張也沒有。其中一個左派為主的組織，人稱「二十三區」（由二十三個乙類公營屋邨的代表組成），主席林沃堂。翻查資料，回歸後成為立法會議員的陳鑑林，那時也是代表。政府和左派雙方都知道新的遊戲規則怎樣玩，各有各做，相安無事。

但今天港府的策略也許不同，表示如有足夠證據，可能會跟進其他還未起訴的案件，當事人的出國證件仍被扣起；也不會為其他案件劃線結案，看來擔心死灰復燃，想產生一種阻嚇作用。學者對比前後兩種不同做法，很難說誰對誰錯，誰好誰壞，今天的做法至少對打好經濟牌會有事倍功半的阻力，但也許高層認為政治和社會穩定更重要，經濟始終會慢慢上去的。是耶非耶？只能看日後。

市民的街談巷議

市民管不了政府怎樣想，一般都感到無奈和傷感，但不會表達出來。在街談巷議中，有一種不知算是奇怪或者不奇怪的說法，談到為政府提供有力證據的部分被告，到底有沒有獲得減刑？有人說戴罪立功，減了刑。也有人說，其實把原來的量刑「按案件情節」定在較嚴重的程度，然後減刑，結果也是判得不輕。總之，各有話說，說了都沒有一致的答案，後來人只能參考，自己作出日後的選擇了。

至於外國的評論和反應，總體不是香港政府想看見的，這也是早已預料的事。西方政府和傳媒一般認為，這次初選案完全是和平及非暴力的，在「初選」當日，更證明井井有條，參與的市民很多，完全是一個文明政治的示範。

還有，這個「初選」是在當時公眾理解的憲制內的公民權利，至於後來變成「犯法」，是因為政府界定事件的性質不同，才會出現後來部分被告使用「認知不足才犯案」作為抗辯理由。

外國與香港隔空放炮

至於外國把這次案件視為「政治性而不是純法律性」，也常見於外國輿論，幾乎眾口一聲了。香港政府一早準備怎樣反駁，其實大家都知道，各有各的例行公事，外國知道批評香港沒有用，香港知道反駁也無用，只是說了就是交了功課，跟着各方都會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需要，繼續隔空放炮，互相也不能影響對方。

好了，看看以後怎樣發展。一想到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感到不會有什麼改變，也不會有什麼快速發展，甚至沒有什麼令人驚喜的發展。外國看見這樣的判決結果，怎會認為其本國的價值觀錯誤，民主自由怎可以屈服在強權之下？皆因他們是外國，說話毋須收口。何況，有些國家本來已用這一招，作為「發牙痕」的代價，不斷和中國講數，挖得多一點好處就多一點，中國不妥協也無所謂，雙方繼續鬥下去，玩得起。香港死了，干卿底事？

所以，有些同是「香港仔」出身的官員，感到頭都大埋，明知難啃，也要死撐，只好搏命而行，時勢比人強，見步行步。

但有一事各方都沒有放鬆，就是黎智英案。外國視此案更重要，多次開口要求釋放黎氏，但中國不會放輕意識形態的控制，有人更認為「不能放生外國代理人」。南轅北轍，大纜難絞。在外國，營救和聲援黎氏的團隊一面關心香港的審訊怎樣進行，一面加快在海外游說，近日更積極。各方日後從何出招，不問而知，再來一場硬仗才見真章。最慘的是，香港的經濟還會被這些國際壓力拖住，除非美國在特朗普上台後搞得一塌糊塗，自理不暇，才會減少小動作。但這樣又是望天打卦，一切聽天由命。

（作者為香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