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克里姆林宮如何最大限度地運用「金磚+」擴員合作模式，其擴員計劃能否按部就班地實施，新成員國的加入及潛在候選國的觀望將如何影響或改變創始國之間的權力平衡，俄中印三角合作在「金磚+」擴員機制下如何增強各自在歐亞內陸與印太沿海地區的戰略威懾力，以及上述金磚三大核心國究竟是以和為貴還是以安為貴，已成為外界高度關注的核心焦點與關鍵議題。其中，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所原先規劃的「招募藍圖」與呈現的「入盟繪圖」，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之際，如何凸顯自身的「地緣價值」並實現美俄關係的逆轉，乃是重中之重。

歐亞所屬「韃靼力量」

事實上，精通俄國憲制的人士都明白，此次金磚峰會的主辦者並非眾所周知的「無冕沙皇」普京，而是鮮為人知的俄聯邦韃靼斯坦共和國首腦魯斯塔姆．明尼哈諾夫（Rustam Minnikhanov）—一位令莫斯科中央政府和克里姆林宮的掌權者始終敬畏、絕不敢掉以輕心的「加冕可汗」，同時也是橫跨歐亞草原的古老政體「韃靼利亞」的法統繼承者和民選領袖。

不同於其他聯邦地方主體民族及自治共和國，韃靼人作為人口總規模僅次於俄羅斯的聯邦第二大核心民族，其所處的傳統地緣政治勢力範圍以伏爾加河流域為中心，西起克里米亞半島，東至西伯利亞邊陲的韃靼海峽。這是域內資本主義化程度最深且最具地緣經濟影響力的非中央級主體民族，也是聯邦境內唯一具備全國性獨立戰略統籌與動員組織能力的地方級跨板塊民族，而非深陷單一型民族大熔爐中靜待同化的族群。

在文化與思想方面，地處西欽察草原以南沿海及半島地帶的克里米亞韃靼人是十九世紀泛突厥主義新教育運動（即扎吉德）的奠基者與捍衛者。而位於烏拉爾山以西的喀山韃靼人則是同一時期伏爾加德意志人所傳授的西歐資本主義精髓的實質繼承者。相比之下，散居於烏拉爾山以東各地的西伯利亞韃靼人則是歐亞草原核心區東部高原與西部平原的文明協調者及文化開拓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移居至世界各地的韃靼精英後裔及其所屬的本地社團，成為確保「韃靼利亞」正統歷史不被篡改，以及「韃靼世界」法統輝煌永續發展的重要支柱。其中包括於一八九六年在烏魯木齊建立的諾蓋清真寺、一九一七年因遭受布爾什維克迫害而相繼經由俄屬遠東及滿洲移居至日本關西神戶的韃靼人，以及一九三五年在穆克敦（又稱盛京，今瀋陽）召開的第一屆遠東突厥—韃靼人代表大會的商團領袖、教育界人士、社會活動家及知識分子後裔。

起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全球韃靼大會，作為韃靼近代民族思想脈絡的延續及新型韃靼民族國家建構的開端，已在蘇聯解體後的三十多年發展歷程中成功召開九次。參會代表來自俄羅斯七十六個聯邦主體及境外二十五個國家，其地緣政治及經濟功能與世界哈薩克代表大會相當。然而，該大會並不號召海外韃靼人回歸韃靼斯坦，反而致力於鞏固和強化內外一體的「韃靼世界」國際政經體系與全球社會網絡。

韃靼所屬「歐亞潛力」

對於莫斯科而言，俄屬「絲綢之路」等同於橫跨歐亞草原的橫向「韃靼利亞」，這與一八七七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爵士（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二○一三年所提出的「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概念存在巨大差異。這條路徑既是舊千年之末的「對話之路」，又是新千年之初的「對接之路」，乃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時代所留下的「地緣遺產」。其範圍東起亞太海域，西至北大西洋東岸，北鄰「韃靼利亞海」（即北冰洋），南達印度洋次大陸，以「韃靼利亞」腹地中心的莫斯科維亞及西伯利亞交界處的烏拉爾山為中心，最終延伸交匯至上述四大洋的十字形「大歐亞」戰略生命線。

歸根結底，俄屬「韃靼利亞」的戰略核心價值及其意義內涵，主要體現在三位一體的地緣壟斷上（即糧食生產、交通運輸與油氣出口）。其涵蓋範圍可根據「莫斯科維亞」國力的興衰劃分為「小韃靼利亞」與「大韃靼利亞」。其中，「小韃靼利亞」指的是今俄羅斯聯邦及波羅的海三國以外的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而「大韃靼利亞」的範圍則相當於蒙古帝國最鼎盛時期的整體疆域，包括近東、中東及遠東等主要相關陸上板塊的「周邊空間」或「延伸地帶」。

不難看出，與「小韃靼利亞」相對應的是自莫斯科羅斯獨立以來得以延續的整體硬實力。相反，與「大韃靼利亞」所對應的則是韃靼世界代代相傳、弘揚的民族宗教、語言及歷史，這是一種如同「看不見的手」般能夠拉近彼此並影響全局的全方位軟實力。

需銘記的是，韃靼斯坦所屬的伏爾加保加利亞地區是俄屬東歐西欽察草原伊斯蘭文明的奠基與發源地。韃靼人作為俄聯邦最大的穆斯林民族，其信仰與位於高加索、中亞、近東及中東的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息息相關。同時，韃靼語作為近代的外交語言，成為沙皇俄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朮赤系哈薩克汗國，乃至察合台系印度莫臥兒帝國進行談判與溝通的根本保障。其地緣功能可與滿清帝國鼎盛前後的蒙古語相提並論，唯一的不同在於這一歷史功能至今仍然存在，且有待進一步提升。

俄國所屬「突厥力量」

為有效運用韃靼所屬的「歐亞潛力」，俄國必須將其能夠涉及和控制的地緣政治影響範圍及經濟產業領域最大化。這意味着將歐亞所屬的「韃靼力量」轉化並升格為完全符合本國利益的跨民族、跨板塊的整合型俄屬「突厥力量」。這一力量在地緣政治層面上應涵蓋整個「大東歐」、「大西伯利亞」、「大高加索」與「大中亞」，形成一個多邊的新歐亞利益共同體；而在地緣經濟層面上，則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共同支配與聯手壟斷，構建一個多元一體的新歐亞勢力範圍。

在戰略布局與政策實施過程中若無新歐亞主義的思想支撐及認同保障，韃屬「歐亞潛力」與俄屬「突厥力量」就等同於虛張聲勢或紙上談兵，國力的整合及權力的延伸根本就無從談起。自蘇聯解體及其信仰大廈崩塌以來，新歐亞主義是俄羅斯聯邦境內唯一一個能夠維繫「羅斯與韃靼歸一體」兼「基督徒和穆斯林乃一家」的意識形態根基，既可讓各方所屬不同政治主張及社會思潮共存共進並共濟共榮，又可避免其中某一方獨霸獨攬且獨斷獨行，是防止中央沙文主義和地方大民族主義，以及跨區域泛民族主義與跨板塊宗教極端主義膨脹或肆虐的「緊箍咒」。

換言之，避免俄屬羅馬—圖蘭合併式的「歐亞雙頭鷹」在莫斯科維亞和西伯利亞板塊相繼「斷頭」或「斷翅」的唯一地緣戰略保障，就是確保秩序安全不受威脅、軍政分工不混淆、制度公正不失衡，以及政經利益不分族群。將聯邦整體所屬的「突厥力量」匯聚並轉化為克宮所獨有的「圖蘭潛力」，則是確保上述「四不方針」絕不動搖的內部基礎和外部前提。為此，克宮勢必首先在陸上通道完成東進（朝鮮）與南下（伊朗），分別連接近東、中東和遠東三大印太海域的邊緣地帶，然後再通過海上走廊進一步南延（馬六甲海峽）並伸延至（孟加拉灣），最終實現兩洋多地之間的互聯互通，即地緣政治權力的重組與地緣經濟利益的重塑。

俄羅斯的國家戰略重心及國防軍工體系的東移，為歐亞地區的「韃靼力量」轉化運用及「歐亞潛力」的挖掘與釋放創造了必要條件。俄羅斯聯邦的「突厥力量」的展現延伸，以及克宮中央的「圖蘭潛力」的突破提升，必將建立以美國、印度、俄羅斯及美俄歐雙向陸海新型大國關係為基礎的歐亞內陸及印太沿海一體化新國際經濟迴圈與全球分工體系。

（作者為哈薩克斯坦歐亞國際關係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