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讀者會否覺得今年一月有點太暖？原來根據歐盟「哥白尼計劃」（Copernicus Programme）的數據，二○二五年一月全球表面氣溫比一九九一至二○二○年的平均值高出攝氏零點七九度，亦比工業時期前的溫度高出一點七五度，比《巴黎協定》希望控制的一點五度指標還要高。香港與全球一樣，在過去百多年有變暖的趨勢，當中包括熱夜數目和酷熱日數增加；與此同時，極端天氣事件，如颱風和暴雨愈趨頻密和加劇。

筆者智庫早前就應對極端天氣問題發表政策研究報告，嘗試剖析未來的挑戰及政策建議。面對極端天氣，特區政府推動「四大策略」統領跨部門應對，包括超前準備、加強預警、果斷應急和迅速復原，以求將極端天氣帶來的破壞和影響減至最低，讓公眾在颱風暴雨後盡快回復正常。然而，要真正解決問題，官、商、民三方必須緊密合作，三者不可或缺。我們認為未來應對氣候問題及極端天氣的政策重點在於各司其職，讓最切合應對問題的持份者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回應問題。

事實上，德國聯邦情報局（BND）早前發布有關氣候變化對德國及歐盟安全影響的評估報告，表示全球暖化是德國及歐盟未來的安全風險之一。根據該份評估，假如全球氣溫比工業革命前氣溫高出攝氏二度，單是歐盟及英國因乾旱而造成的農業損失就達一百二十二億歐元。同時，極端天氣衍生的公共衛生及天然資源分配問題，全球暖化令環境不再適合居住而需要移居甚至成為氣候難民，都對全球政府帶來不同的政策應對壓力。

政府主導本身就難以持續

作為在國際社會推動氣候問題的主要旗手之一的歐盟，它在二○二○年起已推動「歐洲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當中包括訂立《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要求成員國將溫室氣體排放在二○三○年前削減百分之五十五；同時亦加入不同與產業相關的政策，例如提出RePowerEU項目推動歐洲綠色能源轉型；提出「農場到餐桌戰略」（Farm to Fork Strategy），建立一個公平、健康、生態友善及具氣候韌性的食物系統，以應對極端天氣的挑戰。在數據及知識分享的層面，歐洲氣候適應平台（Climate-ADAPT）分享不同歐洲國家及城市如何訂立政策及措施回應極端天氣及氣候變化問題，而歐洲氣候資料庫（European Climate Data Explorer）提供不同產業相關的氣候資料，供業界及研究者了解實際情況。

歐洲綠色新政由提出到實踐已有五年，早前歐洲議會最大政黨歐洲人民黨的智庫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發表論文〈一個對氣候及歐洲競爭力更好的新政〉（A Better Deal for Climate and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嘗試研究及分析歐洲綠色新政五年來的成效及問題。負責撰寫該報告的研究員Dimitar Lilkov指出，歐盟氣候政策其中一個問題在於資源不足及錯配，例如歐盟二○二一至二七年氣候政策相關開支比二○一四至二○年增長高達一百六十三個百分點，但仍不足以支持歐盟達成二○三○年的減排目標。根據歐盟最新的估算，相關的財政缺口是歐盟二十七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大大超過原來的估算水平。而根據歐洲審計院（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報告，歐盟在處理氣候政策相關的支出時錯誤放大真實結果，也沒有反映支出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如共同農業政策有近一千億歐元的投放在解決氣候問題的支出其實沒有實際效果。

未來氣候政策的關鍵

Dimitar因此下了一個結論︰歐洲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在經濟及社會層面都難以持續，特別是在公共財政赤字日趨嚴峻的情況下，單以公共開支回應氣候問題是吃力不討好。另一方面，資金缺口意味着一是需要納稅人繳納更高稅款以支持政府開支，或是要求私人市場可以填補上述的資金缺口。然而，他亦指出，在歐洲執委會主導資源及政策傾向的情況下，歐洲企業面對的是不斷的新政策及新氣候指標，法規上無所適從，商業上也欠缺清晰的前景作未來的商業策略規劃，自然難以視解決氣候問題為企業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而政府政策資源未能支援企業科研創新，反而不斷地強調悲觀願景，其實也不利於民間投入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畢竟氣候政策及環境改善的回報是長遠及涉及跨代未來，假如市民及企業對未來氣候的想像負面，自然也難以投入以科技創新及支持氣候政策來改變未來。

雖說歐洲的氣候政策及問題難以搬字過紙的應用在香港，但不難發現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與歐洲有部分相近︰極端天氣愈來愈頻繁並造成大量的經濟損失；城市發展老化，難以應對未來極端天氣的挑戰；持份者對氣候問題及極端天氣影響的責任及利益理解不盡相同；政府面對公共財政壓力等。

從細微處做好超前部署

根據《經濟學人》在去年發表有關城市韌性指數（Resilient Cities Index），香港的城市韌性指數雖然在全球主要大城市排名十一，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及東京，但在環境適應力一項卻低於平均值，其中「防洪風險管理」是評分最低的項目。當然，近年香港面對因颱風及暴雨等極端天氣所造成的水浸及山泥傾瀉問題屢見不鮮，也影響一些公共設施如電力系統及運輸系統的運作。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回應氣候政策及極端天氣問題，是香港未來社會要面對的重要挑戰之一。

要有效應對極端天氣及氣候問題，有防災層面、有緩災（mitigation）層面，也有調適（adaptation）的層面。防災涉及更多大型基建、城市規劃及重建、統一環保法規及應對方案。責任自然傾向政府主導民間配合。但在緩災及調適層面，企業的商業智慧，如透過企業動員迅速作出緩災措施，善用創新技術及實施高效的工程項目提高城市建築物的氣候韌性，可能比政府直接介入更符合成本效益。而市民日常的生活小智慧及防災意識，如留意通水渠口有否阻塞或定期檢查和維護消防設備、電箱、升降機等，也是從細微處做好超前部署。

當然，政府在這些層面也有角色，就是協助企業及市民解決資源運用的問題，例如促進企業綠色投資及鼓勵金融創新的政策、減輕市民在維修及改善樓宇的財政壓力等。唯有通過「企業、政府、民間、資本市場」彼此支持互補，提高香港總體的氣候韌性，香港才可以在未來多變的氣候環境下持續發展。

（作者為百家塔政策研究中心共同創辦人暨政策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