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前者，特首李家超在三月中旬旋即召開政府高層學習會，要求留意總理的相關要求，除鞏固和歐美等傳統市場的經貿聯繫外，亦要大力開拓包括中東、東盟、中亞等新市場；對於後者，《大公報》評論文章指責長和是「唯利是圖，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屬「背叛和出賣中國人」的行為，而文章先後被港澳辦及中聯辦轉載，更是讓外界質疑這些不是出自「網民」之口，儘管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曾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商業交易。

香港對上一次對於涉外關係的大型研究是二○○九年，當時的中央政策組委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為香港在中國外交政策及涉外關係的角色把脈。及後，不少智庫如中美交流基金會、全國港澳研究會或匯賢智庫等，均不定期與不同組織及學者探討香港在國家外交政策及涉外關係的角色，特首政策組成立時也特意地招聘國際關係研究主任。與此同時，不少媒體朋友均向筆者明示及暗示在香港很難找到合適的朋友評論相關的國際議題，而數年前更有評論文章直言香港欠缺國際關係研究，學院也沒有專門研究外交政策的研究小組—例如批評本地大學為何不研究美國云云。

重構香港涉外關係框架

新地緣結構下的港口外交

二○○九年的研究背景是「後冷戰時代國際主權呈現分散化趨勢」，因此「中央不方便做的事（亦）可由香港來做」。但時移世易，當日的後冷戰宏觀地緣政治框架已過渡為新冷戰地緣政治框架，而香港的微觀地緣經濟結構也在過去十年出現根本改變。

儘管筆者不時以「國際關係學者」的身份介入公共評論，但筆者昔日的碩士及博士研究其實是「外交政策」及「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這兩門在香港相對冷門的學問。與大眾認知的「地緣政治」不同，學術視角的「地緣政治」涉及不同的地理概念如領土、場域、維度、網絡（Territory place, scale, network）如何影響國際關係及外交政策的形成，例如傳統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理論」（heartland theory）及馬漢提出的「海權論」，前者說明為何烏克蘭是西方社會及俄羅斯兵家必爭之地，後者則強調海洋控制力對於英美霸權的影響。在這樣的前提下，筆者以「港口外交」（port diplomacy）及「民間海權」（civilian seapower）作為分析香港涉外關係的起點︰前者涉及將香港定位為「港口」（port）這個獨特的地理結構屬性，分析政經腹地與遠洋網絡如何影響香港在涉外關係的定位及可動用涉外關係資產；後者涉及民間網絡及資本與官方政策的互動如何影響國家的海洋控制力，屬「平行外交」（paradiplomacy）或「多軌外交」(multi-track diplomacy)的地緣政治演繹框架。

筆者曾以「最美麗的地緣政治意外」來形容香港這個港口，原因是從歷史出發，香港的港口發展有其意外性，如義律以海軍視角「推銷」香港（島）成為英屬殖民地；因為法國租借膠州灣的行為令英國以勢力平衡為由「強借」新界土地，充實香港殖民地在農業、礦產及水資源發展的同時，能夠同時以水陸兩路連繫珠三角地區這個經濟腹地，從而順利把握日後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政策紅利。至於日後新界租借問題，中英兩國政府展開香港回歸談判，這條伏筆自是後話。而因為香港在經濟及社會生活上幾乎可以自給自足的屬性，亦令港英政府在涉外關係上比起其他港口有更大的空間及自由度，不論是由國內的民企國企，或是由世界各地來港投資的海外企業，均願意經香港這個「港口大都會」（port metropolis）交易及使用香港提供的服務，因而建立一個屬於香港的港口網絡及品牌，成為香港涉外關係以及民間海權的重要資產。

然而，不論微觀的香港地緣政治特質，以及宏觀的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在二○○九年後均出現明顯改變。先是微觀層面，隨着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經濟發展藍圖，香港與其他大灣區的關係不再是從前涇渭分明的「腹地—港口」（hinterland-port）的關係，更多是政經腹地延伸的「前地」（foreland），成為「灣區」整體的一部分。「灣區」發展本來就是港口發展路徑的一部分，例如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令不同的歐盟成員國的港口均成為服務歐洲共同市場的「歐洲港口」，衍生不同「灣區群」以及區內城市角色重新分工。另一方面，內地港口發展一日千里，特別是鹽田港是過去三十年區內發展最快的國際貨運港口，早前最大航運聯盟Gemini Cooperation更將鹽田港加入它們在南中國地區直接靠岸停泊深水港名單之內，反而剔除香港這個昔日聯繫歐美航線的「超級聯繫人」，而其他聯盟亦逐漸減少直接停泊香港的貨運航線。而從宏觀層面，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宮加強對北京及香港的政經施壓，例如在關稅問題上將香港與中國視為同一關稅區，在限制海外投資問題上也將來自香港的企業投資與內地企業投資畫上等號，進一步壓縮香港「港口」網絡及作為中國與西方中介的營運空間——特朗普政府對巴拿馬政府施壓，要求將香港企業踢出巴拿馬運河便是最佳寫照。

港口外交的範式轉移︰

新港口屬性下的民間海權

但無可否認的是，隨着香港經濟發展軌跡及國際政經格局的改變，香港微觀的「港口」地理格局及面對的宏觀地緣政治環境有着根本的改變，港口屬性由原來的「港口大都會」轉為服務龐大內地政經腹地以及有專屬遠洋網絡的「海洋城市」（maritime city）。這個港口屬性的範式轉移，自然要求相對應的涉外關係政策及資源管理。早前《南華早報》在探討香港涉外關係何去何從的專題文章，訪問為香港設計「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品牌的顧問公司朗濤（Landor）前亞太區總裁Jonathan Cummings，他指出假如將香港作為一個品牌，它在品牌關注度（awareness）及可辨度（differentiation）名列前茅，但在品牌的重要性（relevance）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國際城市，因此建議香港須要重啟（refresh）如何向國際社會推動香港品牌。

筆者一方面認同Cummings的觀感，認為香港在新地緣政治環境下須「重啟」推動香港品牌的策略，不再流於介紹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航運中心的昔日口號；另一方面，筆者更重視這個「重啟」過程的官民角色。事實上，有效管治的一大前提是政府及民間理解各自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然後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有機地各自互補。即使在外交政策如充實國家的海洋控制力上，理論奠基人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影響國家海權的六個因素中，至少有兩個直接與民間社會有關︰從事與海洋事務相關的人口數字，以及社會文化對海洋的觀感與追求。事實上，馬漢在引論中更直言，充實海權背後的理由其實是國家透過海洋創造及累積財富的效率遠比依賴陸地生產為高，因此各國才要發展海軍來鞏固海洋控制力，可見追求海權的核心並非單純的軍事能力而是民間的商業網絡—也就是筆者提出「民間海權」的概念。

作為中國國際港口發展史的重要一員，香港在「民間海權」領域的資源根基相對深厚，例如香港昔日作為轉口港的貨物運轉能力、香港企業海外投資網絡及經驗，以及為中國企業招商引資的能力。然而，隨着內地其他港口在硬件上不斷提升，國企及民企在改革開放多年後累積一定經驗及實力，香港相對於內地其他港口城市在「民間海權」的絕對優勢早已不再，因此不論是特區政府也好，香港商界也罷，要全面落實總理李強要求「深化國際合作」，我們就必須作出以下的「靈魂拷問」︰香港之於內地其他省市政府及企業的最大比較優勢是什麼；特區政府及香港商界兩者在「民間海權」發展的比較優勢是什麼；如何各司其職並理順執行時面對的外部及內部阻力，從而建立一套屬於香港，但同時回應國家要求及時代發展的「民間海權」政策。對此三道問題，筆者自然有一些想法，惟篇幅所限暫按下不表，且以本文權作拋磚引玉，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也不是壞事。

（作者為百家塔政策研究所共同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