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總體氣氛和發展趨勢而言，眼前的迷霧和困難確實不小。按多家金融機構的評估，香港今年的GDP增長可能由預期的百分之二，下降至百分之一點五或一點六左右（去年的GDP增長為百分之二點五）。細分之下，這個趨勢將對香港的傳統行業有較大影響，例如電子、玩具、服裝等。各行業雖然已有一定基礎，去年（關稅戰未起）出口貨值比前年上升百分之八點七，但今年首兩個月則是百分之六點五，關稅戰後形勢將會更緊。

不能輕視貿易和航運物流的困難

面對中美角力，香港不能獨善其身，只能見縫插針尋求出路。由二○一七年開始，香港逐漸轉變出口和轉口地，已有大約百分之五原來輸往美國的貨物，轉到其他地區銷售。不過，對美貿易仍是中國重點，香港是中美正常貿易的一個轉接點，所以在某程度上仍依賴港美貿易（尤其是對中小企而言）。香港總商會雖然暫延前往美國的訪問行程，但據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這只是礙於政治氣候，必須順應某方面的要求而在形式上創造「對美壓力」而已。香港總商會理事林健鋒表示，暫不訪美不代表中斷與美商聯絡。其實，「暫緩」的壓力似有還無，似無還有，關鍵仍是中美的長遠實力，香港的大方向仍是要盡量遠離漩渦。

再看得宏觀一點，香港的壓力仍大，尤其是經濟結構本來已相對狹窄，如今中美角力還把香港的主要三大產業（金融、貿易、航運物流）牽涉在內，所以必須計算準確。按目前形勢看，金融業還可以爭取更多發展空間，但貿易和航運物流的困難卻不能輕視。

舉例說，香港金融業佔本地GDP的比例，去年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九，二○二一年是百分之二十一點三；換言之，在拜登延續特朗普首任的對華壓力之後，香港金融業仍有發展，尤其是美國限制中資在美國發展之後，不少企業轉來香港上市（質量如何是另一個話題）。

不過，香港的貿易物流則出現顯著的不明朗因素，去年佔GDP百分之十八點八，比二○二一年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七跌了五個百分點，而且是持續下降。至於香港另一個較強的行業─專業服務及支援，也出現緩慢的下降，去年佔GDP百分之十點八，比二○二一年的百分之十一點四略為下跌。有關方面評估，這可能跟近年香港移民出外的因素有關，所以官方不斷從內地和海外輸入專才，藉以填補空缺，但這又不能立竿見影，也未必能保證質素，這有待日後想辦法了。

基層生意或面臨收縮壓力

按北京和港府的設想，香港必須尋找更多新市場，包括貨物和服務業出口，以及來港資金的新來源。所以，近年港府不斷開拓中東市場，並鞏固原有的東盟市場。不過，業界人士雖然加倍努力，但也無法解決燃眉之急，開拓新市場仍要假以時日。以香港與中東地區今年初的貨物出口為例，只佔本地總體出口額百分之二點九（二○一八年是百分之二），增長不明顯。再看東盟已相對成熟的市場，出口貨物只佔香港整體貨物出口額百分之八點七（二○一八年是百分之七點四），增長幅度也不算大。可見，開拓新市場仍需努力。

近年，香港和內地都努力發展本地經濟多元化，多搞活動，吸引外來旅客。這是外部經濟不明朗下的必由之路，但又構成鄰近地區的競爭。以不久前的復活節假期為例，北上港人大約一百萬，而內地不是假期，南下的人流一般，頓時把香港變得冷清，零售和飲食業叫苦連天；業界估計這個復活節的生意比平常減少三成至一半。

這也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國家政策要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而實際情況則是珠三角成為主角，香港發揮支援作用，連「共同發展」（過去是大財團的重點）的角色也愈來愈小。長此下去，香港基層生意也會面臨收縮壓力。

處理議員賀候絲來港的疑惑

此外，中美角力不單是經濟，還有政治問題。按中國的政治性格，經濟可以與外國談，但本地政治不能談，外國不能插手，這也成了中國與西方世界（包括歐洲）的界線。最近，英國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賀候絲來港探望兒子和三個月大的孫兒，但不准入境，據稱是一九九七年以來首名不得入境的英國國會議員。消息指，賀候絲是「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而該組織曾提出制裁香港官員；在獄中的黎智英也提過這個組織。

此事引起一些策略討論。有意見認為，英國的對華政策與美國不同，近年更明顯傾向中國；數名大臣已先後訪問中國，商業貿易部副大臣也來港訪問，其實可以彈性處理賀候絲來港一事。此外，賀候絲的兒子在二○一九年移居香港，可以作為「香港具吸引力」的典型，就像幾位桌球手申請成為香港人一樣；讓賀候絲來港，正好讓她作為襯托。如今把她拒諸門外，反而令外界感覺不好。還有，如果因為賀候絲是上述聯盟成員而被拒入境，那麼，德國綠黨議員去年七月也曾來港訪問；對比之下，又令人難以捉摸。

總之，在頭緒紛繁的中美角力中，香港對外仍要以經濟為主，抓緊經濟利好因素，減少政治副作用。例如，近數月業界發現，從新加坡轉來香港的銀行界專才增加，外國來港的律師也在增加；這些人才都會提升香港金融業的發展。與此同時，香港中小企發展內地市場已不單是粵港澳大灣區，李家超最近率領高官（有形容是三分一高官）訪問浙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主政之地），應有新的發展契機。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