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方公布協議內容後，坊間除了以「中美勝負和」的方式解讀協議內容對中方還是美方較有好處，但更多的是對於五月十四日後的關稅稅率究竟是多少也爭議甚多，例如有部分「關鍵意見領袖」指百分之三十的稅率既不包括二月時提出的「芬太尼稅」，因此實際的稅率應為百分之五十。因此，特朗普僅作出少量讓步（對比原來對等關稅的百分之三十四加上「芬太尼稅」的百分之二十），就獲得中國下調稅率到百分之十及撤銷部分針對美國企業的非關稅壁壘，是一個名實相符的談判大師。另一方面，一些反對特朗普的「關鍵意見領袖」則指特朗普僅有一個月的時間就推翻自己的關稅政策，同時對美國經濟及美國全球領導力帶來嚴重影響，卻只是換來九十天的暫緩期，根本對美國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毫無幫助。 

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 

事實上，這種對於關稅協議以至談判本身的「偏見」，同樣地也在政府間流傳，例如白宮的一份針對這次協議內容的「事實清單」（fact sheet），以「總統特朗普為美國帶來歷史性的貿易勝利」為題，彷如這次貿易協議為美國帶來巨大經濟利益，但有不少論者指出，這次協議內容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時與北京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更為不堪。儘管美國內部對於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情況毀多於譽，但至少在文字上，北京向華盛頓作出加入採購的承諾，以及願意就知識產權及技術轉移問題與美國談判；反觀這次協議的結果僅是撤回自己上任後單方面增加的關稅。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強調這次協議是由美方主動提出，北京在貿易問題上既願意以談判方式解決問題，同時也不介意中美雙方在貿易問題上僵持不下。然而，了解中國經濟及政治問題的專家卻表示，強硬的態度背後也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壓力，特別是當國內的生產商早前因規避關稅將貨品早早出門的貿易紅利消散後，北京如何解決國內過盛的生產力同時不得失其他經濟伙伴，是北京未來極需解決的外交問題。而國家製造業受到打擊，對於北京疫後經濟復甦的影響不比美國面對的小，因此也需要尋求方法盡力下調關稅稅率。 

為何明明是同一場貿易談判、同一份貿易協議，但不論在關稅數字以及談判過程，以及對於這份協議的地位及歷史評價，均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與論述？這既涉及國際政治談判本來就是一場「黑箱作業」，除與會者及被邀請的記者外，其他人根本沒有足夠的資訊去判斷談判過程；亦涉及在資訊爆發的年代，社會大眾傾向等待「關鍵意見領袖」的「懶人包」，而沒有自己主動找原文及相關文件閱讀。近年來，人們則傾向依賴人工智能整理及提供答案，因此當這些「關鍵意見領袖」出現錯誤，或是人工智能因為使用者的習慣、提問方式，以及「人工智能幻覺」出現不盡不實的答案，就會出現大規模的錯誤資料傳播現象。但最重要的問題，卻是在上述資訊不足同時資訊爆發的弔詭情況下，我們很容易跌入「知覺與錯覺」的陷阱。 

國際政治心理學權威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其經典著作《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誤知覺》（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指出，決策者往往有其認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以及對事物及資訊本身的偏好，因此在制訂政策時往往不是全面的「客觀理性」。傑維斯指出，錯覺的形成可以有三個不同面向︰第一是尋求與自身認知相符的資訊及解讀（cognitive consistency），因此要排拒一些與自己認知不符的資訊與觀點，同時更傾向接受與自己認知相符的資訊與觀點；第二是傾向關注與自己最親近、有關的資訊及人物的觀點（evoked set），而忽略一些與自己無關、與自己相左的資訊及人物，因而會出現資訊偏頗的情況，將一些有用但看來無關的資訊過濾，或是錯誤理解與自己背景不同的人所發表的言論；第三是以過去歷史及經驗來支持自己的意見，卻無視時代及環境已有所改變。 

在此情況下，傑維斯指出國際政治常見的錯覺是：「統一性錯覺」，認為人與政府一樣是高度統一的決策者，因此傾向相信決策者及對方的個人意志最終可以凌駕政府各個部門；「過份高估自己及被影響者的重要性」，認為自己有能力影響其他人的行為及決策，因此當對方的行為與自己的預測相符時，往往先行邀功，認為是自己的言行起了關鍵作用；第三是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即決策者在尋求自己影響力的作用時，往往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資訊及解釋，不斷地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及理由，誇大自己行為的作用，同時淡化自己錯誤決策的壞影響。而假如讀者願意抽絲剝繭地追蹤不少政客及「關鍵意見領袖」對這場中美談判的過程及協議內容的評論，不難發現傑維斯提出的三大國際政治的錯覺，在這些政客及「關鍵意見領袖」的評論中表現無遺。事實上，針對資訊科技對民眾認知的研究亦指出，社交媒體的特色正正強化這些常見的國際政治錯覺。 

中美貿易關係的現實 

那麼在既定的資訊特質的情況下，我們有沒有「客觀評價」這份中美貿易協議的地位，以至中美貿易關係的現實？筆者以為，假如真的要「客觀評價」這份協議，唯一方法是要等協議落實及執行一段時間後才可評價——當然這對於要搶眼球的政客及「關鍵意見領袖」而言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另一方面，假如要「有系統地」分析中美貿易協議及中美貿易關係，我們就要了解「關稅」對於美國的意義，以及中美貿易關係的結構問題。正如筆者智庫另一位創辦人徐家健教授指出，美國關稅的傳統意義分別是早年以關稅作為「收入」，中後期以關稅作為「保護美國工業生產及企業投資」，以及近年以關稅作為「談判」手段及籌碼——當然對特朗普而言，他是希望三者兼得。然而，最根本的問題是，美國經歷多次的經濟轉型，以及國內消費模式的改變，早已從「生產大國」轉為「消費大國」，以消費，加上美元資產在市場仍有相當高的價值，而且美國在服務及資本投資方面對全球仍有極大的吸引力，令美國以消費及借貸支撐的「不健康」經濟及政府營運模式可以歷久不衰。反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成為「製造及儲蓄大國」，不斷的技術及產能革新令中國必須以增加出口以及對外投資來維持生產力及資本價值。因此，美中貿易關係的根本是，美國一方面希望美國廠商能回到太平洋的彼岸振興美國的製造業，改變單以消費及借貸度日的經濟模式；另一方面亦希望中國願意更多消費，減少投資美國資產並購買美國產品，並有秩序地調整美元及人民幣的相對價值。假如以上述標準評價這次的中美貿易協議，除非真的如貝森特所言有後續的採購行為並着手解決上述提到的結構問題，否則我們見到的不過是一場「九十天的貿易停火協議」。 

（作者為Orientis研究總監、百家塔政策研究所共同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