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能查閱但比以前繁瑣 

公署其後解釋有關安排的理由，但令人感到理據並不充分。例如指網站資料太多，會令速度減慢；資料太雜，反而令查閱麻煩。眾所周知，網絡資料不是實體紙本，應該不會存在「太多」的問題；而只要內容清晰，分類有系統，也不怕多和雜的問題。 

又如公署指有些報告已「不合時」，所以移除。也許，其中一些問題已經解決，沒有現實作用。但須知檔案的作用不在於眼前的需要，而在於經過一段時間沉澱，然後進行前後對比，才能發現變化。所以，保留檔案主要是研究和檢討之用，只有繼續存在才是切合時宜，怎能說不合時就移除呢？ 

又如公署表示，曾發布的資料將會長期保存，沒有刪除。表面上可以說得過去，而公署也有查閱資料的程序；但查閱的手續必然減少了公眾查閱的意欲，可說是一種「溫柔的阻礙和拒絕」。對於更需要這類報告資料的研究人士，如學者、新聞界和業界人員，也感到查閱比以前繁瑣，不能保證申請程序是否流暢，因為公署不再提及「公開資料守則」，增加了簡便和成功查閱的不確定性。 

總體而言，公署的姿態令外界有巧言令色之感，甚至有詭辯的味道。它作為負責督促各政府部門增加透明度的架構，反而減少了透明度，可謂弔詭至極。 

失去社會怨氣的安全閥 

另一個令人觸目的移除，是列出部分投訴政府違反「公開資料守則」個案的欄目。據前申訴專員劉燕卿透露，這個欄目的原意是幫助公眾明白索取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所管有資料的權利，讓各部門和機構引以為鑑，避免不合理地拒絕公開資料。如今，這個欄目沒有了，市民的權利模糊了，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的「保密自由度」卻增加了。 

拉闊一點看，公署保存的報告和資料多是行政和民生的內容，監督範圍較集中在效率方面，而政治性和敏感度則相對較低，所以理應可以寬鬆一點。可惜，現時的情況和趨勢並非如此。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讓市民有機會監察政府部門的工作，並表達意見，也是一個社會怨氣的安全閥。如果這些應該經常打開的活門也關閉起來，只會增加社會情緒爆炸的壓力，不知港府高層和公署有沒有朝這個角度思考一下？ 

從「門常開」慢慢變成「門常閉」以至「腦常閉」，近年已成為新動向，粗略一數已有多宗。例如運輸署早年的查冊制度和內容引發蔡玉玲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在製作元朗「七．二一」襲擊事件專題時，被指「進行車牌查冊時作出虛假陳述」，還被判罪成並遭罰款。她向終審法院終極上訴，獲得勝訴。但運輸署後來運用權力，同樣可以調校和收緊查冊機會。 

又如香港電台的某些節目，雖然沒有被刪除，但公眾已不容易搜索和翻聽翻看。公共圖書館的下架書，更令外界難以掌握尺度。如今，申訴專員公署也湊上透明度倒退的浪潮，實在令人感到「低處未算低」。 

與行政管理學和新聞界人士談及公署移除資料時，還有一個值得討論的角度。他們指出，申訴專員公署原先的作用，就是監督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的運作效率，增加透明度，從而建立政府形象和威信。不過，申訴專員又是官方委任的，專員本人直接向特首負責。當高層懂得借助公署的工作來爭取市民信任時，公署也可以發揮一些作用；但當高層感到監督成為一種掣肘時，公署的角色就難以扮演了，要做好則更難。 

有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考慮 

在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制度和意識比較完善，例如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局長科米，在二○一七年調查特朗普的「通俄門事件」，後來終於被解雇。在西方民主國家尚且如此，在今天的香港，連立法會的監督功能也備受關注，更遑論直接向特首負責的機構。 

這應驗了各地政治圈的現實：誰是權力來源，就聽誰的話。即使民眾有意見，也不要緊，繼續「三笑姻緣」就行了，即笑着做人、笑面迎人、笑罵由人。 

如今看來，民間的聲音愈來愈趨於平靜，監督政府部門的興趣也下降了。他們不是沒有要求，而是不知如何實現而已。這種情況又令官方感到舒服，少了雜音，應該更有效率地工作，拿出成績。情況會否這樣發展？但願如此！ 

從大環境看，香港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的透明度減低，也是全國氣氛的一個縮影。例如，內地近年陸續減少對外公布一些經濟數據，包括土地買賣、外資投資數字、失業指標信息、企業信心指數等。據悉，這裏面有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考慮，以免被外國斷章取義、胡亂引伸，進一步破壞經濟基礎。 

不過，針無兩頭利，沒有足夠的經濟數據，也會令投資者猶豫或卻步。據了解，最近有港商向內地建議，讓商會與政府合作──政府提供確實數據，然後由商會的專家分析。他們可以根據專業標準拿捏，作出平衡的市場分析。過去的經驗證實，本地商會多以報喜為主（因為他們也希望搞活市場），又能用恰當的語言向外商解釋經濟強弱的因素。倘能如此，不失是一個穩定市場信心、從而由治及興的方法。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