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剛好是「六四」三十六周年，也是《國安法》推行五周年的日子。總體而言，「六四」的周年日子在平靜中度過。有些人認為「時代已經過去」，那就隨遇而安，解決眼前的經濟和民生問題最重要。不過，也有人用自己的方法悼念「六四」，例如乘電車或巴士，多次來回經過維園，並在車上拿出小型燭光裝置，輕聲唱「六四」歌。警方也不至於在公共交通上「放蛇」，因為無人犯法和擾亂公眾秩序。在維園裏，看「敏感書」的市民也沒有受到太多干擾。彼此掌握行為的程度和執法的力度，就可以相安無事了。

韓大元：「安全與自由的平衡」

北京也有《國安法》學術研討會，除了介紹《國安法》的正統言論外，人民大學法學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韓大元的發 言─「安全與自由的平衡」，引起港人關注。這個話題在香港也少人提及，因為《國安法》有凌駕性；所以，在全面落實《國安法》的清一色言論中，韓大元的內容相對突出，香港傳媒紛紛引述和演繹。

韓大元說，維護國家安全和秩序的同時，必須合理平衡國安與自由，依法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利。「維護國家安全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保持人民主體地位，維護人的尊嚴，保障人權。」「不能導向將國家安全泛化，應當在具體情況下兼顧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

按外界一般理解，這類相對「出位」的言論多在官方默許下才會出現的。所以，香港建制派中一些相對開放的人士，馬上觸動嗅覺，也私下向官方提出一些較寬鬆的建議。例如，近年來香港的請願行動基本已銷聲匿跡，但卻走向另一個極端，連一些涉及民生議題的行動也愈來愈少，僅在立法會門前出現零星的建制派「表達」，人數不多，連「請願」也不敢說，更遑論用「抗議」、「投訴」等字眼。所以，港府是否可以在非敏感的民生問題上，放寬「請願」尺度，控制規模，限制人數，令香港的社會氣氛寬容一點？

最重要的是，這類適當表達意見的機會，可以令建制派政黨有更多機會爭取市民的認同，讓大家感到他們也是「有所作為」，而不是政治花瓶。倘能如此，對今年十一月的立法會選舉氣氛，以及政府的形象也有好處。

其中一名頗有分量的建制派人士還舉例說，非建制派團體「社民連」，人數雖少，但他們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仍爭取機會表達；有時候，在旁監視的警方人員比請願的人數還多，反而成為焦點，形成強烈的新聞效應。既然如此，為什麼建制派不可以就民生事項多一點利用「請願」的方法呢？他們肯定比「社民連」更溫和，但現在卻更掣肘。

他們還舉一例，每年四月三十日是歌手姜濤的生日，整個銅鑼灣變成「姜濤灣」，人頭湧湧，秩序井然。今年，警方派出的人員穿上便服，穿警服的甚少，說明寬鬆處理更可以襯托出「由治及興」的氣氛。

對於《國安法》推行五周年，官方表示這五年裏拘捕了三百三十二名涉及違反國安的人，平均每年只有六十六人左右；以警方每年拘捕約三萬人計算，涉違國安的比例只佔百分之零點二。這個比較基礎是否成立？見仁見智，因為案件的性質不同；圈中人笑言，如果以全港人口為基數，比例肯定更低。

用百老匯歌劇推上國際舞台

不過，市民對此已習以為常，對政治新聞也感到可有可無，甚至當作吃飯時的背景音響。人們更關心經濟和民生問題，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剛公布《二○二五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在六十九個經濟體中位列第三，較去年上升兩位，自二○一九年後首次重回三甲位置。這對港府來說，確是一支強心針。

疫後，港府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吸引外資來港，強化經濟活動，提升消費水平，可謂不遺餘力。因為新任中聯辦主任周霽表示，特區政府和特首是「第一責任人」；這既是寄望，也是壓力。北京如此厚望香港，皆因在中美角力下，香港的國際地位更形重要，同時也是重大契機。港府發現，即使是美國商界也不想香港「淪陷」，所以美資收縮或停頓發展的趨勢已穩定下來，樂見近期中美角力緩和的趨勢。

具體而言，港府近年不斷舉辦國際和大型活動，就是要「做響個朵」。據聞，除了已見的體育和音樂活動外，港府正與業界商議創作一個百老匯式的大型歌劇，不單在港演出吸引高檔遊客來港，還可以作為國際巡迴演出的長壽項目，把香港推上國際藝術舞台。

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資金，二是水平。資金調動較易處理，圈中人建議削減其他業餘團體的資助，把資源集中支持這個歌劇。水平問題也可以解決，大可與內地合作。

但業界人士擔心，如果集中資源在一個大型項目上，不獲垂注的文藝團體將面臨更大困難，肯定削弱多元化發展。至於與內地合作，不是不可，但要看合作程度，否則就不能算是「香港產品」了。

不過，中國的事情「只有想不到，不怕辦不到」。已有人向港府建議，只要讓內地文藝界人士申請來港定居就行了。且看，多名外國桌球手不是已經成為「香港居民」嗎？─即使他們公開表示，主要是為了工作、賺錢和方便往來內地比賽而已。

對於本地創作，藝術界還是有寄望的，因為港府將大力協助發展人工智能，也許可以創新一些局面。一切看如何平衡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