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冒牌水外，近年假冒行徑在港層出不窮：持假學歷申請大學入學、持假聘書騙取工作簽證後，別作他圖；借「似真似假」名稱「借殼」辦學營運，連香港的事主也懵然不知；聘非本地司機營運網約車……凡此種種，數不勝數，也許還有其他事例仍潛伏地氈之下。

由於冒牌水事件仍在調查中，許多因素仍在發酵；為免被指影響司法公正，本文僅討論「劣質化」的背後成因（除見利忘義、鋌而走險的犯罪動機外），希望各方多加警惕，興利除弊。

上級主導下的政治文化

很少人留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政治文化的深層影響。內地大政策經常壓倒一般政策；當上級發布大政方針後，既有政策和措施往往要讓路，或主動收縮。況且，官方早已明確香港屬「行政主導」，其他方面不得實質干預。於是，當大政策（即高層要求）落到基層，就會形成一種不言而喻的推動力，進而化為無形的內部壓力；通俗地說，正是「時勢逼人」。

放眼香港，近年大政策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香港需服務中央目標、落實國家安全……這些大原則、大方向並無爭議，關鍵在於如何落實。須注意執行過程是否出現傾斜，慢慢形成一面倒，最終導致政策走樣。

政壇人士觀察，這類情況的成因有兩方面：一是政策、政令的制定者（上級），二是執行者（下級）。從上級角度看，理想狀態是下級忠誠、忠實和有效率地落實指示，最好毋須下達具體命令，下級即能領會上級精神，完成目標。然而，一旦情況不如預期，或擔心下級未能領會、配合，上級往往又會「言傳身教」或「打招呼」，提前「落藥」或「落閘」。

圈中人舉例：有關人士指出，昔日港英政府亦把利益輸送回英國本土或其他西方盟友；既然如此，香港為何仍要依賴外國貨？因此，多用內地產品和服務早已成為一種傾向。近年不少大型項目（技術未過關者除外）已難覓外資蹤影，民生領域更是如此。

另一些例子是建制中人（包括立法會議員）不時收到「參考信息」，要求配合港府施政、減少阻力。最近的士服務與網約車事宜，有關人士便屢遭「打招呼」，成為近期「四大招呼」之一（其餘涉及北部都會區等細節）。部分立法會議員希望保持「獨立性」，否則事事順從，只會加強「花瓶」角色，於是在同性婚姻權利的議題上「按主流民意反叛」。然而，由上而下且不計副作用的主導力量已難撼動，成為「劣質化」的上游原因。

下級對上誠惶誠恐

從執行者（包括官員和建制人士）的表現看，逐漸形成三個層面：一是隨大流而行，按政策和指示辦事。當年提倡「愛祖國，用國貨」，如今更順理成章，質量和成效只要「不會太離譜」便可，此風氣由大型項目蔓延至民生事務，已成趨勢。二是謹小慎微，自設紅線確保政治正確。局中人說，「不重視國產」隨時被扣上「不愛國」或「阻礙融合」之帽；回歸初期的前政務司陳方安生就曾因此遭受指摘，最終成為其下台伏線。三是過猶不及，唯恐失之，不斷揣測上意並「加碼」執行，於是變成「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

在「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的政治文化下，也衍生不少奇怪現象。有些人在思考如何落實上意時，一旦聽聞項目「可能涉及達官貴人、皇親國戚，或背景雄厚之人」，便格外留神。這種心態慢慢變成不想或不敢開罪內地人士，以免誤觸禁忌，引火燒身；更有甚者，進而害怕來自內地一切網上及媒體的投訴與批評。當然，任何指摘仍須視乎內容與情理；現實上，誠惶誠恐的氛圍已現，只是尚未重演內地當年發生「假如我是真的」（官員把假當真，跟着阿諛奉承）的笑料而已。此種心態，正是劣質化的下游原因。

溝通失衡陷漩渦

圈中人還察覺一些有趣情況：政策、政令制定者認為下級難以領會上意、執行偏差；於是先好言相勸和勉勵，繼而訓勉、訓誡，最後訓斥—這是內地官場常態。下級面對此習氣，初時輕微觸電，繼而見風是雨，最後「雙腳震神州」；愈驚愈亂，愈亂愈多想法，變成寧順勿逆、寧左勿右；加上無權赴內地了解實況，只好「按要求辦事」。

旁觀者指，這種情況實際上是執行者既不了解國情，又缺乏回應技巧，連「擦邊球」也不懂，更欠缺獨立思考的動力；而上級又不願他們出現「異化思想和行為」，結果上游與下游一同陷入劣質化漩渦。大家都想杜絕此情況，卻始終難以避免。

面對這種困局，監督力量尤為重要。可惜立法會的制衡功能日益受限，傳媒的監督亦漸式微，民意調查空間愈趨收窄（香港民意研究所已停止自費民調）。至於廉政公署，既缺乏跨地域調查與執行職能，也受權力範圍所限。要遏止並扭轉「劣質化」，仍須高層自上而下正向推動，各方協力配合，嚴正執法，相信會有改善。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