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圈中人還分析，香港過去沒有一位特首能做滿兩屆十年，各有原因。李家超上任後，以前的不利因素（例如政治摩擦和社會動盪）已基本消除，北京也說中央已替香港完成「由亂到治」的工作，「由治及興」就是香港的責任，而港府和特首則承擔主要責任。

改革公務員體制

政圈中人感到，李家超確實悉力以赴，並督促各級官員一起努力。不過，有一件事引起關注，就是澳門前特首賀一誠也是盡心盡力地幹，而且做出成績，但不知何故，只是幹了一屆就不能連任。外界對此有不同猜測，其中一說是要「讓位」給中央培養多年而快到退休年齡的岑浩輝。是耶非耶？不一而足，但無論如何，這也成為李家超自我鞭策的一種警惕。

所以，他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抓緊「由治及興」的機遇，同時不忘強調各種宏觀和微觀的部署，包括首次提出的「部門首長責任制」。這是針對公務員隊伍的新措施，旨在提高效率，以及解決積累多時的陋習，例如因分工不明而互相推諉，或因程序問題而拖慢效率，或因監督不力而疏懶。不過，由於細節還未公布，所以也引起公務員隊伍的疑問。

例如公務員敘用委員會將會擴權，可以調查「嚴重問題」，但什麼是「嚴重問題」？會否涵蓋政治表現？此外，敘用委員會的權限如何？可否翻閱機密文件？調查結果會否公開？還有，「部門首長」的含意是否包括司局長，還是只到常任秘書長一級？凡此種種，都有待公布。

有政界人士形容，敘用委員會的作用有點像內地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果真如此，是否意味內地的政治文化傳到香港來？須知紀委的實際權力很大，僅次於黨和政府，外界形容為「第三把手」。因此，有關細節特別引人注目。

教師「續牌」與非本地生限額

教育政策的改動，也是外界關注的重點之一。政府計劃增設執業證書制度，而且設有效期，定期更新。港府稱，這是為了「完善教師註冊機制」，「維護教師團隊的專業質素」，但這種說法比較空泛，而且事前沒有諮詢業界。有教育團體認為，教師本身已取得一定資格才能執教，如果增設證書制度，即「重新考牌」；況且，以後還要「定期續牌」，其實際作用只是確保教師不會脫離當局的規範，但這就變成一種無形壓力，令教師難以發揮啟發式教育，連補充教材和課外活動也不敢搞了，反而會影響教育質量。

有業內人士指出，內地的律師也要定期續牌，實際是要監管律師有沒有出位行為，甚至變成維權律師；如今把這種做法移植到香港教育界，難道要確保香港不會出現維權教師？

大學教育資源也有改變，非本地生的限額將增至百分之五十。這個比例已由百分之二十逐步增至上學年的百分之四十，如今再度提升，不排除還會放寬。眾所周知，絕大部分非本地生來自內地；近年，港府向「一帶一路」國家招手，所謂國際化的程度和內涵已跟以前不同。港府表示，這種趨勢不會影響本地生的資源，但長此下去，香港高等教育的目標到底怎麼樣？值得關注。

長期發展與房屋問題

由此談到財政資源的分配問題。很明顯，大量資源將放在北部都會區之上，如今很多工程已經上馬，發展大勢不可逆轉。跟着，人們開始關注在這區域內的資源調撥了。其中，土地資源有不少變化，例如引入快速審批制度，招標政策變為「產業綁定」；換言之，相關利益持分者可能重新洗牌，在這過程中如何保持公平和質量，則是另一個關注焦點。

從一般市民的角度，更關注民生問題。《施政報告》提出，已把輪候公屋的時間由六點一年縮至五點一年，是一個好消息。不過，當中有一部分居民只能轉向簡約公屋和簡樸房。也就是說，居住環境也許較次。這裏涉及申請者的選擇問題，沒有固定的好壞答案。

內地勞工衝擊本地市場

至於就業，更是切身問題。表面上，香港的整體失業率不高，但某些行業的失業率則令人擔憂，尤其是服務業、飲食業和零售業。港府數據顯示，這些行業缺乏數以萬計的人手，所以要輸入外勞（實際是內地勞工）；他們有低工薪優勢，逐步取代本地勞工（或迫使本地勞工接受低工資），這就加劇了本地勞工的失業問題。

更有甚者，透過引入內地勞工而得益的，首先是能夠配合政府的工商界和集團式經營的企業；小本經營的企業或商舖其實受惠不大，因為它們需要的人手不多。再看近年的經濟和市道，加上港人北上消費的趨勢，導致連鎖反應的執笠潮。人們擔心這會變成惡性循環，屆時更是另一個結構性問題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昔日發表《施政報告》後，馬上有公信力高的民間機構（例如鍾庭耀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民意調查，得出較客觀的評分。其實，這些民調過去也反映港府在某些方面的成績，有利於港府改善形象。但基於種種原因，香港民研如今已無法做同類民調；政府單向地發表《施政報告》，市民感到只是宣傳而已，關心程度也相對下降。回心一想，這到底是好是壞呢？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