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從不缺席且日益嚴重

儘管民主社會以「和平交替政治權力」為其中一個重要核心，但了解美國政治歷史的都明白政治暴力在美國其實不是新鮮事。先不說早年的美國官員─例如備受特朗普推崇的總統傑克遜及被視為美國憲法其中一個奠基者漢密爾頓─以「決鬥」解決個人及政治問題，單是二戰後的美國政治史亦有不少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lcolm X及艾維斯；總統約翰．甘迺迪及其弟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羅拔．甘迺迪等，也包括遇刺不遂的總統福特、列根以及現任總統特朗普。

事實上，單由特朗普在參選時遭槍擊起算，針對政治人物的政治暴力包括賀錦麗在亞利桑那州的競選辦公室多次遭到槍擊破壞、特朗普在佛羅里達高爾夫球場險遭襲擊（槍手被特工鳴槍示警後離開並遭拘捕）、賓夕法尼亞州州長Josh Shapiro住宅遭縱火、明尼蘇達州眾議員Melissa Hortman及其丈夫遇刺身亡，同州的參議員John Hoffman及其妻子亦同遭槍傷。另一方面，根據馬里蘭大學恐怖主義研究及對付恐怖主義國家聯盟針對美國本土恐怖主義及針對性暴力的資料庫，在二○二三年一月至二○二四年七月，美國合共有三百一十七宗恐怖襲擊及二百六十四宗有預謀仇恨案件，即幾乎每一日都有至少一宗恐怖襲擊或有預謀仇恨案件。當然，這不代表所有事件均針對政治人物，我們也可以質疑對事件的定性孰寬孰緊，但至少在數據上表明涉及政治信念、社會議題等而使用暴力在美國其實從不缺席：一九九五年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二○二一年國會山莊事件，都在美國政治史留下永不磨滅的烙印。

另一方面，這是否只限於特定教育水平及政治取態？從數據及案例得到的結論亦不盡然，例如根據芝加哥大學安全與威脅研究所針對二○二一年國會山莊事件的研究指出，被起訴的人士其實十分「一般」：有超過八成半的參與者其實不屬任何激進右翼團體，有百分之四十三屬白領階層，有四分之一的參與者有大學學歷，這些均接近美國平均人口特徵分布。正如有份參加恐怖主義研究及對付恐怖主義國家聯盟研究計劃的研究員Michael Jensen接受美國媒體時指出，政治暴力的執行者可以來自激進左翼、激進右翼，甚至不同被社會邊緣化的個人及群體。以去年七月涉嫌行刺特朗普的克魯克斯為例，他所信奉的政治信念眾說紛紜，例如在選民登記時註冊自己為共和黨人，但又同時向民主黨組織捐款，社交媒體留言分析就指他既有反猶主義同時有反移民傾向，因此對於他是否因為被特定政治光譜所動員仍有待調查。事實上，根據現時所得資料顯示，疑犯Tyler Robinson在選民登記冊上沒有明確的政治背景，在子彈上有反法西斯的刻字並有一些網路迷因名句，而在家庭聚會中有特定針對柯克的言論等資訊，因此孤狼式的刺殺背後是否代表激進左翼的思想動員，其實難有定論。

美國政治生態恐陷「安全兩極化」

當然，上述以數據及案例為分析基礎的想法，在社交媒體當道的年代不是被標示為顧左右而言他的「Whataboutism支持者」，就是被視為逃避左翼暴力傾向的「左膠蛋頭學者」，社交媒體的不同同溫層也早已為事件作「私人定性」，例如共和黨眾議員梅斯表示民主黨要為事件負責，MAGA支持者則表示柯克之死是戰爭的第一個陣亡者，暗示美國右翼與左翼的「戰爭」正式展開。另一方面，儘管民主黨不同政客均表示對柯克之死深表遺憾，並表示政治暴力在美國社會不應有立足之地。但在一些左翼的圈子內，有部分人卻認為柯克「死得其所」，原因是他支持美國人自由擁有槍械的權利，並曾表示美國每年槍擊死亡個案是維持第二修正案的合理代價；牛津大學辯論社候任會長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對柯克遭刺稱好，儘管後來刪除言論並表示自己只是一時衝動。

然而，這些「一時衝動」及兩極化的反應，實表明美國以至全球左右翼近年水火不容的程度。根據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在二○一○年做的調查，有一半的共和黨受訪者對民主黨極為負面，而民主黨支持者則有四成表示對共和黨極為負面。相近的民調在二○二五年三月的結果，卻是有七成的共和黨支持者極度厭惡民主黨，而民主黨支持者極度厭惡共和黨的有六成九，兩極化的程度在過去十五年不斷上升。事實上，二○二四年的選舉結果，有二十個聯邦州的特朗普與賀錦麗的普選票差距多達百分之二十或以上，比一九九六年僅有七個州份多近三倍，一方面表明兩黨支持度差距變得愈來愈明顯，同時也意味對於所謂「搖擺州」的爭奪只會愈演愈烈，進一步激化兩黨支持者的政治動員及對立。另一方面，正如Michael Jensen強調，在這個高度兩黨政治化及錯誤資訊充斥的年代，社交媒體的操作更多不是講道理而是「誰大（聲）誰惡誰正確」，愈是尖酸的言論，愈是兩極化的操作，就愈能吸引社交媒體的流量及築起厚厚的部落回音谷。套用善用社交媒體做廣告的朋友所言，在現實生活也許有好有壞，但互聯網的流量不分好壞只爭黏度及忠誠度，也是決定政客的籌款能力及動員能力的指標。當從前的美國社會可以為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團結一致，當下卻以「戰爭」來形容美國國內左翼及右翼的關係，或者斟酌於究竟特朗普為柯克之死要全國下半旗或是下多少日才是恰當的意氣之爭，自然難言團結一致修補美國社會的政治裂痕。

更令人感到憂慮的是，在經歷明顯的政治暴力或恐怖主義事件後，美國國內往往會出現安全化的傾向，將所有社會問題有意無意地向捍衛國家安全及維持公共治安問題靠攏，以「戰爭手段」或「安全手段」的政策框架處理社會問題。例如在「九一一事件」後通過《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大幅增加聯邦政府權力以監控及打擊潛在恐怖主義行為，甚至可以無限期拘禁懷疑不法分子或直接入屋搜查嫌疑者的住所，當時也被不少人批評侵害人身自由。假如柯克之死屬於這個世代的「九一一襲擊」，而美國右翼視這次襲擊為美國左翼向其宣戰，今後美國會否出現這個時代的「美國愛國者法案二．○」，是否仍有所謂的「我們」，還是只有兩個相互仇視、被「安全化」的「他者」？

（作者為智庫Pagoda共同創辦人暨政策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