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什麼鳥？

其一，為什麼自行引退的議員如此「不謀而合」地宣布棄選？他們各有解釋，或因工作繁忙，或因家庭原因，或因讓路後進，理由不一而足。外界不能否定這些原因，因為當事人肯定深思熟慮才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時間，親官方渠道流出一種輿論，認為新舊交替、老少換位是十分平常的事，並強調「沒有新舊電池」之別，更沒有「祝福名單」。

這類言論令人感到，有關方面很不想外界出現「用完即棄」、「貪新忘舊」的猜測，更不想出現「背後操縱」的聯想，所以才希望「用正面輿論以正視聽」。果真如此，那就回到問題的起點：如果不想出現上述「猜測和聯想」，理應在看到各議員「排隊和輪流」宣布棄選時，馬上「勸告停止」，而不是讓他們繼續排隊「退位讓賢」。不同的方法，是得是失？言人人殊。

其二，「騰籠換鳥」已是大勢所趨，那麼換什麼鳥？一般估計，年輕、專業、熱誠等條件應是首選。若能吸引這些人才，也有兩種良性效果：一是吸引年輕票源，增加投票率；二是吸引年輕人從政。那麼，這類新人也許有點偶像的作用。

不過，立法會選舉不是體育、娛樂或經濟活動，偶像型的新人能否吸引年輕選民，乃未知之數。相反，若引入的新人過去完全沒有與政治沾邊，即使日後努力學習，也容易給人「用於一時」的感覺。當年汪明荃出任全國人大代表，確實努力履責，但由於體制局限（盡量有一名演藝界人士當選），所以改變不了外界認為「製造典型」的印象。如此效果，是得是失？也無定論。

舊建制的情緒反覆

其三，新人有多少是「新港人」？不得而知。這種背景的人士有其優勢，了解國情和兩地文化；有些更是「海歸派」，可以發揮一定的內聯外通作用。其實，在不同的專業和重要領域中，已有大量「新港人」透過高才、優才和專才渠道來港，逐步建基立業，毋須產生排斥之感。

不過，這裏也有一些新問題。愈來愈多假學歷、假證件和假聘請，已成外界焦點。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有更高的要求，那麼，如何保證「新港人」從政的質素？此外，內地有一種既有文化—信任「南下（派遣）人士」多於「南方（原地）人士」（見楊奎松《建國史》）。這種文化會否延伸香港，成為未來趨勢？是得是失？只能觀察。

其四，「新換舊」無法抗拒，但在建制派（仍是官方倚重的執行者）中，會引起什麼反應？建制派現在又分新舊兩種，所以反應也有不同。也許，新建制會感到當時得令，悉力以赴；相信他們會更重視與政府合作，加深理解政策意圖，努力製造魚水交融的效果。

不過，在舊建制中也許會產生較大的情緒翻覆。他們認為自己長期忠心實意地工作，甚至充當馬前卒，無功也有勞。但後來，有內地學者提出「忠誠廢物」之說，現在更是說變就變，或者不說已變，說了也變，確令他們有點情何以堪的傷感。更重要的是，這種傷感會否成為新建制的未來參考，看見前度劉郎如此，會否物傷其類？這種「新常態」如何調節？是得是失？難作結論。

統戰陳方安生的往事

談到新舊建制，也是統戰和使用範疇之內的事，這又令人想起最近的另一則新聞。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伊珠麗邀請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席到任酒會，外交部駐港官員對兩人嚴厲批評。

追溯前塵，陳方安生令北京感到不悅，甚至認為她「明知故犯」、「有心作對和開罪」，已有不少事例，相信她也早有此料；這既然是她的選擇，那就各自計算後果了。這裏談的是，其實陳方安生曾是北京的統戰對象，但在不接軌之下失諸交臂。此事值得各方參考，從而減少誤判和衝突。

據建制中的知情人士透露，二○○一年，陳方安生以私人理由辭去政務司司長之職，北京了解各方情況後，曾部署「統戰陳太三部曲」。一、邀請她回內地參觀祖父方振武（著名愛國將領）紀念館，負責統戰工作的劉延東還宴請她。二、邀請她到北京的大學演講。三、邀請她擔任二○○八年北京奧運組委會顧問，專門穿梭國際。

當時的構想是，若陳太成為北京奧組委的顧問，不僅可向全球推廣中國，還可以打消「董（建華）陳不和」而北京要她下台的傳聞，可謂一箭雙鵰，相信她也樂於接受。不過，第一部曲完成後，不知何故第二部曲忽然終止（據聞陳太已到北京）。後來，第三部曲也無從談起了。

不久，陳太參加立法會補選並當選，北京認為她與民主派走在一起，更不會繼續統戰了。但很多民主派認為她不是真正的民主派，當時支持她參加補選，只是「拉她霸位」的策略而已。可是，陳太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外國自然更多拉攏。這就出現另一個關鍵位：怎樣判斷她的取向？有人認為，陳方安生失意中方才走向西方。從北京角度看，則認為她與美國愈走愈近，甚至接觸美國政要（二○一四年見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二○一九年見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顯示她與北京的關係已無法調和。

其實，上述新舊建制和陳方安生的往事，都說明怎樣才能說好香港故事，只能看日後會否新人新作風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