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二五年九月，在美國主導的停火倡議下，雙方最終同意「特朗普二十點和平方案」，美國和埃及聯手召開和平峰會，兩國聯同卡塔爾和土耳其共同簽署《持久和平與繁榮宣言》，為戰後重建及地區穩定訂下框架。戰爭雖暫告一段落，但《亞伯拉罕協議》的未來方向仍然懸而未決，當中關鍵無疑離不開沙特阿拉伯的態度，以及伊朗往後的反應，而下文將從這兩個方向簡單分析。 

沙特掌握主導權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特朗普重返白宮後，透過好友兼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延續在特朗普一．○年代已經建立密切政商關係。兩國早前先後公布相互的巨額投資承諾，涉及人工智能、半導體和雲端基礎設施等高科技產業，而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早前亦透過與庫什納旗下公司合作，進軍美國遊戲產業。雖然實際金額和執行細節有待釐清，但已足以顯示美沙關係經歷了拜登年代的冷卻期後，再次升溫，重新鞏固起來的美沙關係正是利雅得掌控對以色列談判的最有力籌碼。 

以哈戰爭發生前，多個傳媒消息一度指出沙特阿拉伯要求美國提供民用核技術和軍事同盟保護為條件，換取該國正式與以色列建交，但隨美國讓步，不再把美沙核技術轉移和以沙建交兩個議題綁在一起，給予沙特阿拉伯有更大談判空間以開出有利條件。隨美印關係轉差，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把握時機達成共同防衛協議，由於巴基斯坦擁有核武，兩國的協議是否將涵蓋「核保護傘」引起爭論，即便不涵蓋，此一安排已足以成為利雅得向美以雙方施壓的談判手段。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最遲於二○二六年十月舉行國會選舉，隨戰爭結束，內塔尼亞胡及其執政聯盟內的極右盟友分歧再次成為焦點，加上內塔尼亞胡本身的貪污醜聞指控和司法改革爭議亦極有機會被重新提起，沙特阿拉伯等待新政府上任後再啟談判，屬合乎邏輯的選項。事實上，要完全執行「二十點和平方案」仍然漫漫長路，加上沙特阿拉伯身為中東區內以至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穆斯林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仍須擁有道德高地，難以向尤其是以色列極端猶太勢力妥協，因此以沙談判進程的時間在利雅得一方，相比之下美以更有動機盡快促成以沙建交，全面壓制伊朗影響力。 

伊朗核威懾力削弱

抵抗軸心分崩離析 

美以聯軍在二○二五年六月針對伊朗境內核設施及軍事基地先後精準空襲，雖然核設施受損情況存疑，德黑蘭亦表明損害有限，但濃縮鈾生產情況明顯被打亂，或者需改為更隱蔽方式開展，最終將降低濃縮鈾的提煉效率，削弱屬伊朗外交王牌的核威懾力，拖累對美國、歐洲以至區內國家的政治談判。 

更致命的是，以色列一方面大舉攻擊哈馬斯，另一方面也展開針對真主黨、伊朗革命衛隊高層等的暗殺行動，殺死多名軍事指揮官、核科學家和政治人物，包括真主黨總書記納斯魯拉，嚴重打擊伊朗的跨境指揮與補給網絡。真主黨在多名高層成員被以色列特工暗殺後，無力再於黎巴嫩南部有組織地攻擊以軍，使哈馬斯更加陷於孤立，最終迫使哈馬斯接受停火。 

俄羅斯和中國是伊朗僅有的兩個大國盟友，惟俄中兩國各有自身限制，難以提供即時戰力予伊朗對抗美以。俄羅斯深陷俄烏戰爭和及其引致的經濟衰退，在中東以至非洲的影響力急降，在伊朗被美以攻擊期間，莫斯科除了外交口頭表態外，未有提供直接軍事支援，反映伊朗難以再依靠對俄軍事關係來重建中東影響力。中國與伊朗經貿關係密切，但兩國合作主要集中於經濟層面（伊朗原油出口大部分運往中國），軍事方面僅涉及核能、高科技、無人機應用等間接技術援助。由於中國在中東並無駐軍，即使向伊朗提供軍事援助，亦難與駐軍中東的美國相提並論，意味伊朗同樣難以依賴中國恢復原有的區域影響力。 

美國於六月空襲伊朗核設施後，未有乘勢推翻哈梅內伊政權，但其管治合法性已遭重創，加上多年來被國際制裁，經濟狀況甚差，伊朗短期內難以再有足夠資源供應境外親伊朗勢力。即使德黑蘭試圖以擴建更深的地下設施來重建核威懾力，不論核計劃和代理人網絡均面對美以即時軍事打擊和資源緊縮情況，相比以哈戰爭前，「伊朗因素」對區域博弈的邊際影響力已在下降。 

總結而言，《亞伯拉罕協議》的走向取決於兩股力量：其一，沙特因與美方關係回暖、手握投資與安全議題主導權，並可靈活運用民用核技術與安全安排及對巴基斯坦的防務連結，選擇在以色列換屆後再啟談判，以維持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道德與政治籌碼；其二，伊朗在美以精準打擊與境外親伊朗勢力遭定點清除後，核威懾力與跨境指揮網絡受挫，且受限於俄中支援有限與國內經濟壓力，區域博弈能力急降。總而言之，《亞伯拉罕協議》很大機會將由利雅得設定談判節奏，華盛頓與耶路撒冷則急於推進以沙建交以進一步壓縮伊朗空間，但最終能否成事，仍繫於以色列內政變化與伊朗調整能力。

（作者為國際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