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制度基礎與國際信任層面來看，香港仍面臨不容忽視的瓶頸。自二○二○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與部分西方國家在教育與科研合作領域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高校陸續中止，或審慎處理與香港高校的合作，與國際訪問學者交流的機會減少，科研資金申請也遇到更多限制。部分國際媒體與學術機構對香港學術自主的質疑聲亦持續不斷，進一步加劇信任赤字。多項全球排名指標顯示，香港高校在「國際合作」維度出現下滑趨勢，這與其制度變化的背景密切相關。香港高校在制度信任與價值共識方面的裂痕，對其國際吸引力形成潛在掣肘。

港府屢次公開強調會竭力維護學術自由，但在具體政策實施過程中，卻嚴格審查大學課程內容以及各類研究議題。具體而言，有相當一部分高等學府的教學人員，在他們申請參與跨國合作的研究專案之際，由於研究內容觸及被視為敏感的領域，往往會遭遇校內部門的勸退或暗示放棄，這種情況並非個案。此外，一些聚焦於社會運動或涉及敏感政治議題的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及歷史學等的研究項目，在申請過程中也經常遭遇困難，難以獲得正式批准。這些項目不僅面臨資金支持的大幅削減，同時在研究成果的出版與發表方面也受到嚴格限制。在這種環境下，學術界逐漸蔓延一種自我審查的風氣，學者在選擇研究主題和表達觀點時變得越發謹慎，這種現象無疑對學術自主構成了隱性的約束。長此下去，這種隱形的壓力勢必削弱學者的創新精神和研究動力。

國際學者對來港學術交流的意願明顯下降，這一趨勢引起廣泛關注。具體而言，有來自台灣的學者在申請來港參與校際交流活動時，簽證過程一度受阻。這不僅影響了學者的行程安排，也為兩地學術交流造成障礙。此外，本港的教授也坦言，在準備演講或參與學術活動時，明顯感受到校方對其演講內容的「溫馨提醒」，這種潛在的監管和限制令他們感到壓力倍增。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外籍教授直言不諱地指出，在香港從事批判研究的風險日益增高，這種學術環境的變化讓他們感到不安。這些現象共同引發了外界對香港學術流動性的深層擔憂，人們擔心這種趨勢可能會進一步削弱香港作為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與此同時，港校需正視軟實力建設的短板，多所港校公布最新國際交流數據，顯示與歐美合作專案與去年同期相比再降三成，而與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所佔比例首次突破六成。這一轉向雖體現了區域合作的新格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源壓力，卻也引發對學術多元的擔憂。因為過度依賴單一方向可能削弱學術網絡的多樣與抗風險能力。國際學術生態的核心在於多元對話與思想碰撞，若關鍵合作伙伴範圍收窄，將影響研究議題的廣度與深度。

這些變化雖未立即反映在排名演算法中，卻悄然侵蝕香港高教的軟實力根基。若僅滿足於追逐指標，卻不着力提高制度環境的透明度、及早重建較為包容的制度，排名躍升終將難掩影響力衰減的長期風險—學術的價值終歸不在排名的漲落，而在其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與回應。

制度改革與重建信任

若香港欲打造成高等教育高地，真正實現從「指標領先」到「品質引領」的跨越，必須在全球教育治理體系中，重新定義並塑造更加開放與透明的學術環境，方能彌補在制度信任與價值共識的裂痕，才能有效恢復國際社會的信任。具體而言，香港需從三個層面有系統的展開改革：法治保障、合作格局與教育產品供給。

首先，最重要的是制度穩定與政策預期。學術自由、校園言論、學科獨立等基本原則，應透過可操作的法律機制與校級保障體系加以鞏固，而非僅靠原則宣示。例如，香港可考慮建立一個具跨界審議能力的「學術自由評議委員會」，就高校是否受到外部干預、研究選題是否存在政治風險等問題給出公開報告，並向公眾與國際機構定期披露，重建外界信心。

其次，在國際合作方面，香港應調整以往高度依賴英美高校合作的單邊結構，拓展與全球南方國家（如東南亞、中東、拉美與非洲）的橫向連結，推動「南南合作型」高等教育聯盟，培養制度多樣性視角下的國際人才流動機制。同時，也不應放棄與歐洲與北美的對話空間，而應主動展開制度信任重建行動。透過與QS、Times等國際排名機構協作，設計以「制度透明」、「言論開放」、「校園多元」為評比核心的新指標，可為香港高校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爭取主動。

再次，香港高校在教育產品設計上應實現真正的國際導向，而非停留於語言輸出或形式上的「國際化」。除了拓展英語授課、雙學位合作、國際實習機會之外，還應引入更多針對全球挑戰的交叉議題課程，如「科技與倫理」、「亞洲治理比較」等，引導學生以全球視野理解多元價值系統，並強化其跨文化實踐能力。同時，應鼓勵設立區域研究中心、全球治理學院等國際科研機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盟大學聯盟、非洲高教協會等國際組織建立常態化合作，提升香港在全球教育治理體系中的參與度與話語權。

此外，特區政府亦應同步推進政策層面的支持，包括簡化高級國際學者與留學生的簽證與居留流程、提供國際學者安居基金、擴大博士後與訪問學人項目規模，並加快設立具備獨立評審機制的「香港國際科研基金會」，以支持與歐美以外高教機構的中長期合作。

總之，若香港希望被視為一個「長期可信賴的國際教育伙伴」，不僅需在制度設計上做到公開、穩定與包容，更需在價值理念上重新定義「開放」的含義─不是對任何風險無條件接納，而是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持續為知識自由、文化多樣與制度可預期創造條件。這將是一條通往學術自主與全球共生的平衡之路。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變動時代中錨定自身定位，既守護本土教育主權，又深度融入世界知識網絡，成為連接東西方文明對話的樞紐平台，並為全球高等教育的多元共治貢獻獨特的亞洲方案。

全球教育重構下的香港選擇

新一代學術流動與人才佈局的規則，正等待重新書寫。若能正視制度缺陷，並推動政治─教育─學術之間的邊界重建，香港有望重塑其在國際高教體系中的地位。除了加強法治與自由保障之外，香港亦應積極拓展在全球高教治理中的「中介型角色」，既理解中國制度邏輯，又能與西方規則體系對話，在多極教育格局中提供橋接方案。這意味，香港的轉型不能僅依賴排名或資源，而需從制度文化與治理能力層面真正取得信任。不過，這一過程並不取決於外部風險是否增加，而在於自身是否具備「自我修復」與「主動創新」的內在條件。只有當香港真正成為制度穩定、文化開放、學術自主的教育共同體時，國際學生與學者才會將之視為長遠發展的目的地。真正具備吸引力的教育體系，在於其是否擁有長遠視野與自我革新的勇氣。在新一輪教育競爭中，制度的開放、價值的包容與治理的可預期，或將成為新的比較優勢所在。

（楊勇為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候選人，林松月為北京師範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