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高調舉動，自然引來國內外政界、學界及民間批評︰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幾乎動員其專家明星陣容，多角度討論美國對委內瑞拉「特別軍事行動」對全球政經局勢的影響。多國政要既有批評美國的軍事行動違犯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也有支持美國軍事行動推翻馬杜羅獨裁管治。民間意見也是兩極，既有媒體批評特朗普的行動是將國際政治倒退到「叢林法則」，霸權及帝國主義外交政策更是國際政治的「返祖現象」；亦有媒體訪問身處海外的委內瑞拉移民，表示特朗普的行動是他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義舉，與非委內瑞拉民眾對特朗普的批評大相逕庭。

然而，所謂的國際政治「返祖現象」本是偽命題，畢竟過去十數年國家違反國際法時有發生，國際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在限制各國外交政策行為層面本就是有心無力。然而，假如真的要以「返祖現象」來討論美國外交政策，我們先要理解美國外交政策史及傳統美國外交政策的四個面向。

四個歷史面向與「唐羅主義」

美國外交史學家Walter Russell Mead曾將美國的外交傳統分為四大類別︰漢彌爾頓主義（Hamiltonianism）主張強大的美國經濟對美國政治及經濟發展最為重要，因此國際貿易及外交政策應以保障美國國家利益及經濟發展為主軸；傑弗遜主義（Jeffersonianism）強調美國國內民主體制的強韌性及人權是美國立國的根本，因此美國外交政策應以保障民主制度及國內公民權利為依歸，而非積極介入別國事務；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相信美國例外論同時奉行美國孤立主義，因此對介入外界事務近乎不感興趣，但假如外交事務與國家利益有根本衝突，傑克遜主義者卻會以最積極的軍事介入方式迅速地處理問題；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強調以民族自決為基礎的國家制度，建立多邊合作國際體系及共同安全體制，並在人道及和平事務選擇干預他國（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sm）。

但熟悉美國立國史的讀者也許能察覺到，這四個美國外交政策的面向有一條時間鴻溝︰漢彌爾頓及傑弗遜屬美國開國元勛，而傑克遜則是第七任總統，三者身處的美國沒有凌駕的政經實力，甚至要周旋在英法西的舊世界角力—這也是「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誕生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威爾遜外交政策的美國，則是繼承「鍍金時代」的工業及科技發展，可以與當時英國並駕齊驅的工業科技大國，以及希望擺脫「鍍金時代」腐敗思想的「進步主義」世界觀。因此，不論是「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還是威爾遜的「十四點」全球治理方針，本質上都是回應「美升歐降」的國際政治時代，重新定義美國在西半球以至國際政治的「安全感」︰前者認為美國的安全感在於完全掌握西半球政治的絕對主導權，甚至必要時干預拉美國家內政以求維持美國國家利益，其中一個「推論」案例也是委內瑞拉—一九○二年的委內瑞拉債務危機。後者卻認為美國的「由治及興」既需要美國保護其西半球的利益，也要推動國際社會民主化，將國際政治納入有序的多邊主義及國際公法框架。

正如外交史學者Lloyd Ambrosius及Tony Smith均指出，即使戰後不同年代的總統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演繹有所不同，但具體的大方針仍是以威爾遜主義為基調。因此，假如有所謂的美國外交政策「返祖現象」，那便是由威爾遜主義回到以羅斯福推論下的門羅主義外交，甚至是更遙遠的漢彌爾頓、傑弗遜或傑克遜外交政策模式。事實上，去年十一月白宮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當中便以執行「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下的門羅主義，作為美國國家安全的藍圖，也就是今天所謂的「唐羅主義」。另一方面，儘管《國家安全戰略》將唐羅主義的應用「限制」在西半球的安全戰略，但從文件提的數個基本原則如「精準的國家利益」、「以力達和」、「避免不必要的干預」、「彈性現實主義」等原則，以及以終結大規模移民、保障美國普通公民的自然權利及自由、負擔分攤及轉移、以和約重構與美戰略關係及保護美國經濟安全為五大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特朗普政策的「返祖現象」可以拆解為傑弗遜的共和精神及孤立主義、漢彌爾頓的國家權力觀及經濟安全感，傑克遜的普通人民主及牛仔式執行方針。

帝國的極限與重構

這種對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重構並非單純的拋書包及學術討論，更是對特朗普以及其背後幕僚對當下美國霸權的理解。華文知識分子及媒體對於「霸權」（hegemony）及「帝國」（empire）兩詞相當敏感甚至傾向負面，畢竟儒家思想主張行王道以德服人，而霸權則「以力假仁」，「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而帝國一詞在華文社會往往直接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掛鉤，左翼會將其想像為資本家及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的跨境剝削，而民族主義者會將其想像為一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強行統治。然而，霸權及帝國在政治學的根本定義是一種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的權力關係及結構，指一個超然的權力實體（imperial society/hegemon）如何管治實體內外的不同次級實體（subordinated society/subordinated state）。另一方面，這種權力結構本質是不穩定的，例如霸權為國際社會生產「共善」（public goods）時，其他國家會傾向「搭便車」（free-rider）而拒絕分擔成本，最終甚至影響霸權本身社會的經濟發展，例如美元作為國際準備貨幣時面對的特里芬兩難（Triffin Dilemma）。另一方面，帝國幅員對管治成本有嚴重影響，直接管治會衍生大量行政成本，以代理人間接管治則會面對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從而衍生大量監管成本。當建立帝國或霸權的經濟利益難以支撐高昂的經濟成本，帝國及霸權的衰敗就是必然結局。換言之，在位者要麼放棄成為霸權或帝國，要麼就是不斷調整國內及外交政策控制政治及經濟成本，為霸權或帝國尋求更多的「安全感」。

那麼對美國而言，所謂的「安全感」會是什麼？這就是筆者煞有介事討論美國外交政策傳統面向及當中分歧的原因。因為特朗普及其幕僚對美國安全感源頭的解讀，其實就是抽取並整合立國初期三位政治領袖對「弱勢美國」的理解︰捍衛傑克遜的普通人民主制度，強化漢彌爾頓的經濟安全，並以傑弗遜的孤立主義及有限參與國際事務為原則，大幅壓制美國在外行動的不必要成本。但與當時的「弱勢美國」不同，特朗普管治的美國並不是真的弱不禁風，因此有更多的地緣戰略彈性及政策行動。以突襲委內瑞拉為例，特朗普將委內瑞拉塑造為影響美國經濟安全（向中國出口石油）、政治安全（左翼獨裁政權）及社會安全（犯罪行為及移民問題）的「不法分子」，因此雖然在上任初期有一定的蜜月期，但在私下的外交談判不果，便選擇以「牛仔式」突擊馬杜羅藏身之處，將其套上繩索交回「特朗普警長」處置。而在格陵蘭問題上，由於格陵蘭屬於北極航線進出西半球的重要戰略要衝，但同時特朗普對歐洲盟友失去信心及耐心（高昂的監管成本），因此希望以更為直接的方式控制格陵蘭，包括以「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合併（獨立後）的格陵蘭，或是直接以軍事行動進駐該地，從而提高美國的地緣安全感。至於相對國家核心利益較遠的伊朗及中東地區，特朗普自然傾向由當地的代理人處理。在經濟層面，特朗普不介意務實地與中國做生意，但前提是核心的戰略產業及物資不得輕易地流向中國，並着意扶植這些戰略產業，以及引領戰略物資回流美國本土，從而支持美國總體生產力改革，提高美國的經濟安全感。事實上，這個「安全感」法則也可應用在中美TikTok談判及巴拿馬運河港口事件的交易之上，唯篇幅所限且按下不表。

當然，這些充滿計算的「彈性現實主義」政策有一個「價值因素」足以左右大局，那就是國家尊嚴（national pride），這也許解釋到為何馬杜羅的跳舞影片被傳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也算為特朗普治下的「國家尊嚴」書寫一個生動的註腳。

（作者為百家塔政策研究所共同創辦人暨政策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