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會議開始時美伊戰爭仍未全面爆發，但二月中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卻以「破壞中」（Under Destruction）為本年的國際秩序把脈斷症：全球政治正在加速倒退回大國博弈與「叢林法則」的殘酷現實，而各國必須在「推土機政治」（Bulldozer politics）的廢墟中，尋找維繫國家安全與經濟生存的全新路徑。

「破壞中」的現實與民主政權的危機

作為全球最高級別的防務與安全政策論壇，本屆會議的出席陣容依然空前強大，吸引近六十位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等全球決策者，德國總理默茨、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英國外交大臣顧綺慧、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等重量級人物悉數出席。但會議的空前關注度，並非源於各國對多邊主義合作的熱情，而是源於對美國作為國際體系「霸權」角色根本性轉變的深切恐懼。

會議前夕發布的《二○二六年慕尼黑安全報告》以「破壞中」為題，對當前的全球安全格局作出嚴厲批判。報告指出，由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後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歷經八十多年建設，目前正被系統性拆除。報告提出「推土機政治」一詞，形容當前西方民主國家中日益崛起的民粹主義與破壞性政治力量。這些政治力量不再尋求對現有制度進行漸進式改革，而是傾向於以「推土機、破壞球和電鋸」的極端方式，徹底摧毀現有的國際多邊框架與國內制度約束。

在報告看來，支撐美國兩黨大戰略的「康德和平三角」：多邊主義機構、經濟相互依賴與民主和平論正遭到全面摒棄。這種破壞性議程並非無根之水，而是植根於西方社會對民主機構效能的廣泛失望，以及對漸進式改革徹底喪失信心。根據報告內的「慕尼黑安全指數」，全球民眾對現有體制的信任危機已達臨界點。在受訪的G7國家中，僅有極少數受訪者相信現任政府的政策能為子孫後代帶來更好的生活，絕大多數則持悲觀態度。

這種深刻的不安全感與認知差異，在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形成了巨大鴻溝，全球風險感知的結構性兩極分化清晰可見。例如在對俄羅斯的風險感知上，G7國家視其為最大的地緣政治及軍事威脅，但金磚國家卻始終將俄羅斯列為最不嚴重的風險；對於環境及氣候風險這一議題，已發展國家近年的關注度持續下降，將氣候變遷視為「迫在眉睫」風險的比例在二○二五年／二○二六年更跌至歷史新低，反之全球南方國家卻視之為最嚴峻的安全風險之一。

然而，南北雙方卻在一些關鍵指標上達成罕見共識：對「美國」與「貿易戰」的恐懼急劇上升。「破壞中」報告亦指出，當前以「交易型秩序」（Deals-based order）取代「規則型秩序」的做法，並未帶來安全，反而將國際體系推向了以大國強權為核心的「大空間政治」（Großraumpolitik）時代。在這種體系下，弱小國家的命運將完全受制於區域霸權的利益交換。

從「文化」到「交易」的大西洋同盟重構

要深刻理解本屆會議的沉重氛圍，必須與二○二五年的會議相比。這兩屆會議中美國代表的演說，不僅勾勒了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外交藍圖，更徹底擊碎了歐洲對跨大西洋關係的傳統道德幻想。

在二○二五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副總統萬斯發表了震驚全場的演講。萬斯將矛頭直指歐洲內部，對歐洲自由派精英發動猛烈的意識形態攻擊。他聲稱，歐洲面臨的最大危險並非來自俄羅斯或中國的外部軍事挑戰，而是來自內部的「覺醒文化」與不受控制的大規模移民。萬斯甚至公開批評歐洲各國政府藉打擊虛假資訊之名實施審查制度，並為歐洲內部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辯護。萬斯的演講被歐洲媒體與學者廣泛視為對其歐洲盟友的「意識形態戰爭」與「文化戰爭」。當美國決策層將歐洲的民主軌跡視為需要被糾正的「內部威脅」，雙方在「何謂西方」的根本定義上已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

進入二○二六年，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代表美國政府發表的演講，在語調上看似溫和與安撫了許多，甚至一度獲得了在場歐洲代表的起立鼓掌。魯比奧巧妙地迴避了萬斯式的內部攻擊，轉而強調美歐之間深厚的歷史、宗教與文化連結，試圖以「保衛西方文明」的宏大歷史敘事喚醒跨大西洋的共鳴。然而，在這種溫情脈脈的修辭之下，魯比奧傳遞的核心政治信息卻異常冷酷且具強制性。他明確指出歐洲必須摒棄內疚與羞恥感，實施嚴格的邊界控制以捍衛國家主權，並在軍事與經濟上承擔起絕對的防務責任。更重要的是，會場外的現實讓歐洲人清醒：美國政府已將安全保護傘與經濟貿易利益強行綑綁，例如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並以此作為維持同盟關係的交易籌碼。這表明，美國已將同盟關係徹底「交易化」，將多邊安全承諾降格為雙邊的保護費契約。

伊朗危機與歐洲的中東困局

貿易戰與早前的格陵蘭危機揭示了西方盟友間的信任破裂，而二○二六年二月底突然爆發的伊朗戰爭，則徹底暴露了歐洲在硬安全事務上的無力與邊緣化。

二○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凌晨，美國與以色列啟動了代號「史詩狂怒」的聯合軍事行動。這場戰爭以驚人的速度演變為全面的區域性衝突。伊朗不僅對以色列本土以及美國駐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和巴林等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發射了數以百計的彈道導彈與改裝無人機，更採取了觸碰全球經濟紅線的極端報復手段：封鎖全球能源命脈霍爾木茲海峽，甚至開始在海峽布設水雷。更令歐洲震驚的是，戰火直接燒至歐洲戰略資產。伊朗武裝力量對東地中海的英國駐塞浦路斯阿克羅蒂里（Akrotiri）皇家空軍基地發動了無人機襲擊。

「史詩狂怒」對全球經濟造成了立竿見影的毀滅性影響。霍爾木茲海峽的實際封鎖導致國際油價與天然氣價格瞬間飈升，引發了新一輪的全球通脹恐慌與石油供應鏈斷裂危機。然而，經濟損失更令歐洲感到挫敗的，是其在整個戰爭決策過程中的徹底邊緣化。美國在發動這場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軍事行動前，幾乎未與歐洲盟國進行任何實質的磋商與情報共享，卻理所當然地期望使用歐洲在該地區的軍事基地，並要求歐洲無條件提供外交與後勤支持。

這引發了歐洲內部分裂且充滿矛盾的反應。一方面，英國等國家試圖在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與呼籲區域降溫之間尋求尷尬的平衡；另一方面，西班牙等國則因國內政治壓力，明確拒絕美國使用其領土上的軍事基地發動襲擊。這激怒了特朗普政府，導致美國威脅對西班牙實施全面的貿易禁運。這些分歧完美地勾勒出歐洲當前的悲慘困境：各國對這場未能參與決策、卻必須承擔所有後果（包括潛在的難民危機、恐怖襲擊與能源供應鏈）的戰爭深感不滿與恐懼，但又因在硬安全上過度依賴美國，而不敢對華盛頓的單邊主義暴行提出公開抗議。

在「推土機」的廢墟中如何找到安全感？

正如「破壞中」報告與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辯論所無情揭示的，我們正處於一個「推土機政治」大行其道的混沌時代。由美國主導了八十年的自由國際秩序，那個以多邊機構、自由貿易與集體安全承諾為支柱的體系，正在被其締造者親手系統性地拆解。未來的國際關係將不再由普世的國際法與多邊共識主導，而是轉向一種基於實力與交易的「新保皇黨秩序」（Neo-royalist order）。在這種秩序下，大國各自鞏固其「大空間政治」下的勢力範圍，國家間的高烈度武裝衝突與經貿相互依賴的武器化，將成為國際政治的新常態。

然而，解構之際必然伴隨痛苦的重構。系統性混亂雖帶來巨大政治與生存風險，但也迫使具備高度戰略自覺的國家、企業與資本拋棄幻想，尋找新的生存路徑。對歐洲而言，放棄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絕對依賴，強行推動國防工業整合與軍事能力建設，已不再是政治修辭，而是生死攸關的歷史必然。對亞洲與全球南方的中等強國而言，利用去中心化的貿易協定構建不受單一霸權控制的經濟與安全網絡，實施務實的「戰略避險」，將是抵禦地緣經濟脅迫的唯一出路。

在一個「強權即公理」重新抬頭的世界裏，懷舊與道德控訴無濟於事。各國決策者必須冷靜接受「交易型秩序」的殘酷現實，從根本上重新定義並獲取自身的「安全感」。只有透過毫無保留地投資自身硬實力，構建靈活且跨區域的利益聯盟，並在關鍵技術與供應鏈上實現韌性，才能在這場全球世紀大變局中，避免成為大國博弈廢墟下的無聲犧牲品。

（作者為百家塔政策研究所共同創辦人暨政策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