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除了在外交層面作出激烈批評，更在多個領域展開堪稱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反制措施。幾乎所有中日之間的官方交流隨即被叫停，涵蓋外交、軍事、教育與文化各個範疇，經濟往來也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北京當局還多次呼籲國人避免前往日本旅遊。此外，北京在戰略資源領域加強限制，中國商務部宣布對部分稀土出口實施更嚴格審查；由於日本在電動車、半導體及高端製造領域高度依賴稀土，這一措施被市場解讀為傳遞了明確的戰略訊號。北京這一系列施壓措施，原本被認為將削弱高市政府的政治基礎。然而，結果卻出乎意料—成為高市領導的自民黨在二○二六年二月眾議院選舉中狂勝的重要因素之一。

外部壓力與高市的選舉逆轉

二○二六年二月的日本眾議院選舉，原本被視為高市早苗政府的重大考驗。高市雖在二○二五年十月接任首相，但黨內基礎仍未完全穩固，加上日本經濟增長乏力，選情一度被認為不利。然而，北京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卻意外地在日本社會激發出「外部壓力下的團結效應」。多項民調顯示，二○二五年底以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不信任感明顯上升。同時，支持加強國防與強化日美同盟的比例也同步提高。

在這種氛圍下，高市早苗成功塑造出「面對外部壓力仍保持冷靜與堅定」的領導人形象，在選前多次表示日本「既不挑釁，也不退讓」，並繼續強調台海和平與日本國家利益密切相關。此外，自民黨也強調加強防衛能力與供應鏈安全，這些政策與中國施壓形成對比，進一步強化選民對政府的支持。最終，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幅增加議席，與同屬執政聯盟的維新會合計取得四分之三的超級優勢，令高市政府從原本被視為「弱勢政府」，迅速轉變為擁有穩固國會基礎的「超強政府」。北京原本希望透過施壓削弱高市政府，結果卻反而鞏固其政治地位，形成某種程度的「適得其反」。

APEC作為衝突落幕的初步判斷

在選前，外界普遍關注中日摩擦將持續多久。筆者獲邀出席今年一月八日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FCCJ）的記者會，並在會上分析，二○二六年十一月在中國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可能成為中日關係回暖的重要時間點。這一判斷主要基於三個理由。

首先，歷史經驗顯示，中日摩擦通常不會長期持續。一九七二年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雖多次出現摩擦，但通常在一年內逐步恢復。例如二○○五年中國多個城市因小泉純一郎每年參拜靖國神社等而爆發反日示威事件，不過二○○六年即出現「破冰之旅」；二○一○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後，雙方也在翌年逐步恢復互動。唯一例外是二○一二年釣魚島國有化衝突，雙方關係低迷長達兩年以上，直到二○一四年，中日兩國在四份已簽署的重要文件的基礎上，達成四項共識，兩國交流方得以重開。

其次，經濟因素影響衝突持續。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是中國重要貿易伙伴之一，雙邊貿易額仍維持高位。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與日本關係過度惡化並不符合北京利益。再者，今年APEC由中國主辦，中國一向重視主場外交，若要確保會議「圓滿成功」，改善與日本關係便成為現實考量。

基於這三點，筆者判斷二○二六年APEC有望成為中日摩擦軟着陸的重要契機。

狂勝之後：北京施壓未減東京轉趨自信 

然而，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狂勝後，中日關係的發展開始出現新的變數。北京對高市政府的批評並未因選舉結果而減弱，反而在語氣上更加尖銳。中國外交部與官方媒體持續批評日本「走向新型軍國主義」，並將日本擬修訂「安保三文件」、鬆綁「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放棄「無核三原則」，以及近年增加防衛預算、強化反擊能力、深化與美國及盟友的安全合作，視為「突破『和平憲法』限制」的重要跡象。簡言之，北京並未因自民黨狂勝而調整對日策略，反而持續透過多層次手段施壓。這種政策延續性，使中日摩擦呈現長期化的可能。

另一方面，高市政府在勝選後展現出更強的政策自信，這一點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尤為明顯。二○二六年二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中國外長王毅批評日本「軍國主義的陰魂不散」，並指摘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與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立即回應，強調日本的防衛政策完全符合「和平憲法」，並指出日本關注台海局勢是基於區域安全考量。這種即時反駁，在過去較為少見，顯示日本政府在外交場域中更加主動與自信。

涉台政策方面，兩項具象徵意義的事件更值得注意。二○二六年三月七日，台灣行政院長卓榮泰以「私人身份」出現在東京巨蛋觀看棒球賽。儘管官方強調活動屬私人性質，但外界普遍認為這反映台日互動升溫。日本政府對此並未刻意淡化，顯示政策態度出現轉變。此外，四月十六日，日本護衛艦低調穿越台灣海峽，日方雖未高調宣布此次行動，但仍引起國際媒體關注。過去日本對類似行動通常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而此次行動顯示日本在台海問題上的政策空間有所擴大。同時，日本政府也加強與美國及其他盟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合作，包括聯合軍演與情報合作。這些安全政策變化，既顯示高市政府勝選後更趨積極自信的施政取向，也使中日關係的摩擦更難緩解。

互疑加深：中日摩擦的長期化趨勢

北京持續施壓，日本則展現更強自信，雙方互動逐漸出現新的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也使中日摩擦逐步由短期事件轉變為長期趨勢。

首先，戰略互疑明顯加深。北京擔心日本在安全政策上逐步突破戰後框架，並與美國及盟友形成更緊密的安全合作網絡。特別是在台海問題上，日本政策轉變被中國視為潛在風險。另一方面，日本則對中國軍事活動與外交政策持續保持警惕。近年中國軍機與軍艦活動增加，加上台海局勢緊張，使日本安全政策逐步向防範中國方向調整。

其次，台海問題逐漸成為中日關係的核心議題之一。過去中日摩擦多集中於歷史問題或釣魚島爭議，而如今台海問題加入，令兩國之間的摩擦進一步擴大。此外，日本國內輿論對中國的警惕情緒上升，也影響政策走向。民調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持續增加，這使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更難採取柔軟立場。

再者，美日同盟與印太戰略的推進，也使中日關係更具結構性競爭特徵。日本加強與美國、澳洲及印度合作，形成多邊安全架構，北京則將其視為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在這種多層次因素交織下，中日關係逐漸形成長期競爭態勢，而非短期外交摩擦。

APEC困局：北京與東京的共同難題

二○二六年深圳APEC峰會作為中日交惡得以緩和的可能性，在高市勝選後下降，但仍然是中日關係的重要觀察點。

對中國而言，APEC是重要的主場外交場合。若中日關係持續緊張，是否安排中日首腦會談將成為棘手問題。若未舉行首腦會談，外界不僅被解讀為外交失敗，兩國領導人能否在峰會場合握手合影，更將成為具象徵意義的媒體焦點。二○一四年北京APEC期間，安倍晉三與習近平的「破冰握手」便成為外交象徵。若二○二六年深圳APEC未出現類似畫面，將被解讀為中日關係仍未改善。

對日本而言，情況同樣尷尬。若未舉行首腦會談，日本政府亦難以向國內說明外交成果。此外，日本亦需平衡與美國及盟友關係，這使對華外交更加複雜。自高市政府在二月的眾議院選舉中狂勝後，中日關係出現了新的結構性變化。北京未減施壓，日本則更具自信。雙方互動逐漸從短期摩擦轉向長期競逐。中日關係可能進入更長期的競爭與調整階段。

（作者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