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走廊」成高風險咽喉

伊朗位於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交匯點，本是中國建構「去海峽化」能源供應鏈的關鍵節點。二〇二一年，兩國簽訂《中伊二十五年全面戰略伙伴協議》，雖宣稱涵蓋總值四百億美元的巨額投資，但實際落地規模有限，原因是伊朗長期受美國經濟制裁，中國為維持與美國的經貿活動，參與伊朗投資時須用各種間接方式規避美國制裁措施，變相限制了投資規模。然而，伊朗仍是中國重要石油來源，根據Kpler的數據，二〇二五年中國從伊朗進口了日均約一百三十八萬桶原油，並透過馬來西亞、印尼等第三方國家轉運，佔中國海運原油進口總量約百分之十三點四。此外，中國購買了伊朗逾八成的石油出口，大多以黑市折扣價及人民幣結算，藉此規避美國制裁。至於計及整個中東，據Columbia Energy Policy Center在三月公布的分析，二〇二五年中國約一半原油進口和近三分之一液化天然氣進口來自中東。

戰爭爆發後，以色列空襲重創伊朗多座鐵路橋樑，包括中伊鐵路相關的路段（涵蓋德黑蘭至西北及中部），導致這條橫跨中國、中亞至伊朗的陸上交通走廊一度癱瘓。即使伊朗聲稱已在數日內修復部分設施，這條原定在今年六月象徵式通車計劃被迫延後，投資不確定性大幅上升。這條被以色列指控用於軍援伊朗的陸上運輸路線原本設計用來避開美國海軍監控，如今卻暴露於直接軍事攻擊風險，無疑嚴重削弱了這條走廊的避險能力。

更嚴重的是，伊朗革命衛隊威脅並一度封鎖海峽，雖然有助於威脅美國，但同時犧牲了中國的經濟利益。中國本身擁有約十三至十四億桶戰略與商業原油儲備，可支撐約一百二十日淨進口（綜合各方數據），但長期不確定性將迫使北京加速囤積原油儲備，以及增加進口俄羅斯及中亞能源的比例。隨着油價及運輸成本上升，加上中國失去了低價購買伊朗及委內瑞拉黑市原油的機會，將直接增加中國工業出口的生產成本，使本已疲軟的經濟「三頭馬車」雪上加霜。

「一帶一路」原意在於透過經濟互聯降低地緣風險，如今伊朗戰爭證明了傳統地緣政治因素無法被克服，短期的供應中斷與價格波動足以衝擊中國的能源安全。

經濟先行戰略的安全困境

中國在中東沒有軍事基地及駐軍，極其量只有港口投資，唯一海軍後勤基地設於亞丁灣沿岸的東非國家吉布堤，遠不及美國第五艦隊的區域部署能力。縱使「一帶一路」強調經濟先行，但伊朗戰爭反映了中國這套外交戰略基礎極其薄弱—當美以和伊朗交火，北京既無外交能力，亦無軍事手段保護在伊朗及鄰國的基建設施投資，只能透過外交部發聲明譴責美以攻擊民用基礎設施。中國國企在海外的投資項目—如中巴經濟走廊、非洲礦區—往往聘用由退役解放軍人員承辦的私人保安公司負責保安工作，但在軍事衝突風險更高的中東，則難以適用。

中國固然是伊朗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但同時中國在沙特、阿聯酋等中東國家亦有大量投資，分量更重於伊朗。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向來偏向伊朗及親伊朗勢力的抵抗軸心，卻也不敢過份開罪以沙特為首、與伊朗對立的區內國家。這種「不干涉內政」與「多方討好」政策取態，在是次戰爭中令中國無法主動介入調停，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

中國一直被指在背後提供無人機技術、監控系統、衛星定位系統和防空武器予伊朗，但主要是協助伊朗防範美國和以色列的攻擊，而非針對其他周邊國家。惟開戰初期，伊朗嘗試透過導彈和無人機攻擊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和卡塔爾的美軍設施，結果有意無意地同時擊中酒店和煉油廠，加上伊朗革命衛隊一度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斷絕了波斯灣產油國出口能源的命脈，導致大部分波斯灣國家寧願支持美以把伊朗「去軍事化」，一勞永逸地消除中東的地緣政治風險。中國一直以來均搭着美國主導中東秩序的便車，在毋須承擔龐大軍事開支的情況下，能規避地緣政治風險，同時與伊朗和沙特等國家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如今設想多年的美以與伊朗之戰真正爆發，而中國在區內僅對伊朗有間接軍事影響力，結果陷入尷尬局面，處處被動。

致命弱點的結構性困境

伊朗戰爭證明了，中國「一帶一路」在中東布局的致命弱點，並非單一項目受損，而是能源咽喉的結構性脆弱本質，以及軍事影響力真空，兩者互為因果，共同放大了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一帶一路」試圖在一個缺乏集體安全機制的不穩定地緣政治環境中，單憑經濟利誘建立新秩序，在如今的政治現實環境，恐怕難以實現。

中國未來勢必加快能源多元化布局，但面對美國在巴拿馬運河、格陵蘭、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全球戰略據點的進一步全面圍堵，中國在台灣海峽及南中國海以外，還有多少空間擴展軍事影響力以保障經濟規模？若無，「一帶一路」的先天局限已在這場戰爭中表露無遺。

（作者為國際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