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書話
2019-11-29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號
學術著作英譯之難(白立平)

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鼓勵中國文化及文學走出去,以增強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中國學術著作也得以引介到海外。中國學術著作外譯的目標讀者主要是海外學者,譯作也理應是有參考價值的學術著作。不過由於以往中國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條件所限,加之當時中國學術著作的寫作規範與現今西方學術規範不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遇到諸多難題和挑戰。《中國救荒史》這部學術著作的英譯者高劍嫵博士在翻譯中就遇到了諸多困難,但譯者最終一一化解了這些難題,譯作即將於海外發行,實在可喜可賀。

《中國救荒史》作者為鄧拓先生(筆名鄧雲特)(一九一二─一九六六)。該書最初於一九三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鄧拓只有二十五歲。這部著作引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第一次較為全面地探討了中國歷史上自遠古至民國時期歷代救荒實況、救荒思想的發展脈絡以及救荒政策的利弊。該書初版時採用了文言文,再版時作者將其改為白話文(文言引文除外)。《中國救荒史》的英譯,是中國出版集團與劍橋大學出版社合作的翻譯項目。曾主持該翻譯項目的魏令查先生說,中國出版集團最初提供了一百六十部著作,交由與之合作的海外出版社自行選擇,最後劍橋出版社從中選出兩本,其中一本就是《中國救荒史》。其後有七位譯者提供了試譯稿,當中有兩位是母語為英語的西方譯者。中英兩家出版社根據試譯稿共同選擇合適的譯者,高劍嫵博士在七位譯者中脫穎而出,尤其得到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編輯的青睞,最終擔任該書的譯者。高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現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有豐富的翻譯經驗,翻譯了學術著作John Leighton Stuart's Missionary-Educator's Career in China(合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與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於二○一七年出版(中文原名為《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郝平著)。高博士自二○一七年三月簽訂翻譯《中國救荒史》合約後,花了兩年多的心血,終於在今年七月完稿,譯作現已交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編輯排版。原書誕生於戰火紛飛的年代,由於受到條件所限而有其不完備的地方,這給譯者的英譯帶來了很多挑戰。

首先,作者在引用文獻時,皆未提供引用書目的出版社、版本、頁碼等資料,譯者則需要查找引文出處,提供相關信息。比如該書第一章引用了以下《史記》裏的文字: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夏本紀〉)

作者只指出其出自〈夏本紀〉,這對中國學者來說不會造成很大問題,因為中國學者對《史記》較為熟悉,很容易找到這裏的引文。可是西方的研究者情況則不同,他們不一定熟悉《史記》,譯者則需要在譯文中補充詳盡的引文出處的信息,以備研究之需。

在書中,作者引用了徐光啟《農政全書》的一段話:

……略摭往牘,如元史百年之間,所載災傷路、郡、州、縣幾及四百。而西至秦、晉:稱平陽、解州、華州各二;稱隴、陝、河中、絳耀、同陝、鳳翔、岐山、武功、靈寶各一;大江以南稱江浙、龍興、南康、鎮江、丹徒各一,合之二十有二,於四百為二十之一耳…… 

這裏的「合之二十有二」似乎與前面的地名數量不一致,為了探明究竟,高博士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認真查閱了《農政全書》原書以及相關的元史記錄後,認為這裏應該是:平陽、解州、華州各二;隴、陝、河中、絳州、耀州、同州、陝州、鳳翔岐山、武功、靈寶、江浙、龍興、南康、鎮江、丹徒、晉州各一。

書中也有引文不夠準確的地方,比如,原文中有下面一句話:

……美國密西西比河水利委員會會長湯生(Tonson),一九一三年在美國國家洩水會議發表的言論就說:造林不僅不能防止水旱之災,而且反有害處,至少不能說造林之法,可以治河……

這裏作者沒有提供「湯生」發言的出處,高博士在查找相關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原文有誤,「密西西比河水利委員會會長」應是Colonel Curtis McDonald Townsend,而不是Tonson。 

也有部分的引文,譯者費盡周折都無法查到原文出處,只好在翻譯中加注說明。要解決上述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接向作者求助,可惜《中國救荒史》的作者已經過世。所幸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中英兩家出版社的積極協助。劍橋出版社在學術著作出版、編輯發行等方面獨具優勢,熟悉西方學術著作出版發行的規範,比如原書沒有索引,在英譯版本中則按照西方學術著作的常規加入索引部分。中方出版社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合作使得譯作更接近現代學術規範,彌補中方出版社的不足。

看來學術外譯,譯者需同時身兼研究者,做相應的研究以及大量考證核實的工作。譯文僅僅做到「忠實」於原文是不足夠的,而是要做到比原著更準確、更具學術價值,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外學術交流以及中國學術走出去的目的。《中國救荒史》一書所涉問題並不屬於高劍嫵博士的研究領域,但她最終迎難而上,勇於接受挑戰,實在可欽可佩,我們期待這部凝聚了譯者大量心血的譯作早日與讀者見面。

(作者按:本文及本刊二○一八年七月號〈翻譯與中國文化「走出去」〉一文的寫作得到了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在此深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