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香港文學通論》今年五月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還在校對書稿的時候，驀然想起，它距離我《香港文學初探》的面世，是整整四十年。對，一九八五年，不是西方文學那可驚可怕的《一九八四》（George Orwell小說，有劉紹銘的中譯），而是一九八四的後一年，可喜卻也可嘆的一九八五年。此年一月，由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創刊，持續出版至今，成為香港最長壽的文學雜誌；四月我的《香港文學初探》出版，這是香港內外第一本評論香港文學的專著。這二者，應該都是可喜的。

卻也就在四月，一位姓余的先生在文章中大罵香港，說香港社會只有聲色犬馬，說香港人墮落，說香港根本沒有文化，哪有什麼「文化危機」可言？余氏畢業於新亞書院，是美國名校的博士、教授，上世紀七十年代當過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卻竟然這樣誣蔑香港，卻竟然像個文盲，絲毫看不到香港既有的文化表現，實在可悲可嘆。身為香港人，身為關注、參與多種香港文化活動的大學講師，我「坐不住」了，奮然舉筆寫了一篇〈香港有文化，香港人不墮落〉八千字長文，舉出文學藝術種種作為，據實加以批駁。其實光是我在《香港文學初探》所論述，已足以說明香港有文學，且是紛繁多姿的佳好文學，已足以說明香港很有文化了。《初探》一書對香港文學有宏觀有微觀，評論的作品包含詩、散文、小說、文學批評，更有對怎樣研究香港文學的建言。

《香港文學通論》：敘事、抒情、評論

「沒有文化」、「是文化沙漠」等斥責香港之說，不始於余氏。我關懷本土，維護本土，《初探》和反駁余氏文章之後，繼續為文稱述香港文學，而有後來《香港文學再探》（一九九六）、《期待文學強人—大陸臺灣香港文學評論集》（二○○四）、《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二○一八）、《海上生明月—談金庸和胡菊人》（二○二一）諸書，以及現在這本《香港文學通論》。

《通論》內容分為五輯。首輯記人、敘事、抒情，包括記述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的群英會；金耀基的學術文化如何從現代化思維，到回顧中國傳統的情懷；香港作為交流中心，如何吸引和接待八方雲集的學者作家；八方作家的得意之篇，我抽樣為之一一點評；香港要「搶遊客」發展旅遊業，我建議香港作家如何「給力」；香港作家從寂寂無名到獲得讀者讚歎，其間有何「妙方」，我「魔幻」地描繪了一幅「錢景」。

第二輯各文的寫法「嚴肅」起來：我概述香港文學百多年間的發展；闡釋研究香港文學應有的態度和方法；析論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為建設香港文學館衷心建言；稱述《香港文學》這本雜誌的特色和貢獻。

第三輯論新詩和舊體詩：舉例讚賞余光中、戴天、古蒼梧之篇，並直言詩人不應效顰西詩之晦澀難懂；我肯定「二許」：許冠傑的歌詞道出港人心聲，許連進慶賀香港回歸詩篇充滿摯情熱情；當今的傳統式文學書寫一般難求大眾讀者，不論新詩、舊體詩，讀者更屬小眾，今天它們如何「共存共榮」，我有獻議。

第四輯論專欄雜文和學者散文：報刊的專欄雜文作者極多、讀者極眾，是香港文學的重鎮，蔚為奇觀；女作家的雜文有特異之處？我用抽樣研究的方法，作一綜論；香港文學有一特產：博雅的學者散文，其引經據典、機智風趣之處，我津津詳說。

第五輯論「高雅」和「通俗」小說：劉以鬯等的「高雅」「嚴肅」，我解讀和點評；西西的《我城》已成為一個想像的文學「地標」，我四十三年前已探究過它「輕鬆有趣地載道」的秘訣，《通論》此輯有文「重訪」之；此輯的〈若能心細如髮……〉一文則詳解倪匡的著名科幻小說《無名髮》，褒貶兼有，據說當年有論者對此文頻呼「驚艷」，因為學院中竟然有人如此「垂顧」通俗文學。

新詩和舊體詩「共存共榮」

以上是《通論》全書的骨架，也許應該加添若干血肉式的介紹。就說新詩和舊體詩吧。兩種形式的詩各有長短利弊，各有讀者、知音，「舊」與「新」應該並存。新詩有過度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而寫得晦澀詭異的，這應該避免，應該「撥亂反正」，應該參考古典詩學，讓「新」中有「舊」。舊體詩講究詩藻，一般用詞典雅，以致讓讀者看不到當今時代社會的風貌；我認為應該「開拓創新」，讓「舊」中有「新」。我舉了一些前賢（如蘇文擢）和後進的諸多例子以為說明。

我嘆息在媒體多元化的時代，文學的讀者日見減少；文學中的詩，特別是今人寫的詩，讀者是小眾中的小眾。寫舊詩也好，寫新詩也好，能「娛人」固然是詩人的期盼，可能還是從「娛己」得到安慰；一般寫詩的人，只能在小聚會中相濡以沫、抱團取暖了。如果有詩人才大產豐，精品與鴻篇迭出，好評潮湧，加上宣揚得法，運氣奇佳，則詩豪、詩傑的冠冕可戴，可領風騷於一時；否則詩人即使如何自珍，也只能慨歎「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香港一種特產：博雅的學者散文

《通論》中我對學者散文—香港文化中西交匯的「特產」—舉例賞析，包括黃國彬的〈縮腳歲月〉。此文的「主角」是香港的茶餐廳，涉及者三：港式奶茶；茶餐廳清潔女工的動作和語言；茶餐廳顧客的髒話口頭禪，都極具香港特色。黃國彬寫的是普羅大眾及其餐飲，用的是漫畫誇張的筆調，文長萬言，描寫、敘述之外的議論部分，混合了古之《詩經》、《莊子》、《聖經》、《楚辭》和杜甫詩，今之語言學、民族學、諾貝爾獎、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香港的西九龍文化中心、伊拉克戰爭，把市井題材書寫升格為大品中西文化散文。

近年有不少學者研究香港的「後殖」文化，包括茶餐廳的中西合璧，有洋學者甚至要撰寫專著為茶餐廳立傳；黃國彬這篇散文應是重要的參考文獻。風趣機智，讀之增知識以外，它別具文采。文采的一個表現在點題。在文末的想像性情景中，西九龍文化中心的茶餐廳開幕那天，有香港影視明星的相聲（語言通俗）表演；黃國彬這位大學的講座教授，願意充當「免費臨記，品嘗港式奶茶間讓雙腳在空中定格，同時在漂白水氣味瀰漫中重溫那叫我一直懷念的縮腳歲月。」作者要縮腳，因為負責清潔的阿嬸「一手牽長柄掃帚」、大喝一聲「縮腳」之際，舉帚向茶餐廳的顧客捅去。

四十年來創作和研究粲然可觀

四十年來香港文學，我在《初探》概論其特色、風格與成就，已有高度肯定。此後一直到了《通論》，我對從前的觀點、說法增益補充，對一九八五年後我所閱讀所欣賞的新作，樂道其美善。我所考察的香港文學，百多年來不斷演化，形成了古今兼攝、中外並蓄、雅俗共賞的風格。便捷普及的專欄雜文、精緻高華的學者散文、創意不乏的現代小說、瑰奇多姿的現代詩、風雅傳承的舊體詩詞、廣受歡迎的武俠科幻言情小說，佳作傑作累累，活潑紛繁是其特色。

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研究香港文學的本港學者漸漸多起來，內地的學者更多，研究成果豐碩。被戲稱為「報屁股」的副刊書寫，近年內地有一群學者鄭重整理分析。集體編撰的《香港志．文學卷》則在積極進行後有望成書。「香港是文化沙漠」之類妄言，久已不再聽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家國，繁榮昌盛；四十年來香港文學及其研究，則粲然大有可觀。

（圖片由黃維樑提供，作者為香港著名學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