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先生是作家、出版家、社會活動家，其散文出版早至一九七二年。港青出版社出版《中國名勝紀遊》時，他還是《正午報》國際版二十五歲的年輕編輯。《正午報》停辦後，潘先生入出版界，先任《小朋友》畫報撰稿員，又任大型畫報《風光畫報》（《中國旅遊》雜誌前身）督印人兼編輯。可以說，早年的從業經歷與遊歷見聞奠定了潘耀明散文的視野與風格。潘亞敦將潘先生的散文分為兩個時期，大致以留美前後作為分界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二年以專訪、遊記、抒情散文為主，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以隨筆、小品和雜文為主，走向雜文化、政論化，多了文人品性和學者風範。在早年的上司吳其敏眼中，潘耀明散文是從新聞之筆，走向文藝之筆，其筆香逐漸濃郁。吳其敏、潘亞敦對潘耀明寫作的評述大致相似，無疑是相知之論，但都缺失了潘耀明為《明報月刊》撰寫長達三十年的卷首語。三十年從未拖期，評時論事，關懷民生，於理性節制中不失諤諤之士的赤誠與雄健。竊以為，三十年與香港社會、華人世界同行，潘耀明的卷首語展現了以復興中華文化為期待視野、跨越地域疆界的史家之論。

作家散文，文學性自然是必須的，但對潘先生而言，並非是唯一的。作為出版家、社會活動家，潘先生的散文中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瞬間。他在「香港」，在冷戰融冰的「新時期」，看「當代作家風貌」，自然別具一番風景。《當代中國作家風貌》分兩冊，分別出版於一九八○年、一九八二年。「在中國三岸是他第一個評介了中國當代四十二位著名作家」（潘亞敦）。他交遊廣闊，善察人心，於師於友，於父母於女兒，都體貼周到。他堅信「和合許人自由」，「在一切自由之上，給我知道、說話、並根據良心自由辯論的自由」（彌爾頓）。對一位卓有建樹的成功人士，從「業緣」的角度理解潘耀明的線索固然不錯，但輔以「親緣」、「地緣」的因素，也許更能抵達作者的情感深處，或者說抵達的是中國人的情感內核。

精誠所至，萬象為賓客，方能成其大。散文的背後藏着一個人，是容不得說謊的。因此本散文選並不以呈現「文」的美為至高原則，而以「人」的自我成長與完成作為遴選的標準。在體例上雖以「文旅」、「人事」、「論說」進行閱讀分類，而真正溝通各個部分的是隱含的時間序列。因此將潘耀明先生早期的作品作為重要的「元文本」，「那一個」潘耀明，如何蝶變為「這一個」潘耀明，相互參照，而不以讚美為能事，不僅面向讀者，也面向作者。編選之過程，雖假借他人之手，他人之眼，而最終的指向是作者對人生的重返。以此完成這一部散文集的生命旅行，從自我到他者，從他者回歸自我。因此，每篇選文都盡可能保留最初發表時的樣子，以最早的出處或版本為準，並在文末加以備註。

文旅：島與大陸

潘耀明廣遊而博聞，履蹤所及，景物紛至遝來，但這些搖曳的風景不是編選重點，以潘耀明自己的話來說，他的記遊是非地圖式的。故而，此輯以「島」─香港以及千島之國—菲律賓作為輻射中心，以「陸」─中國內地的家國所繫之處為重心，將移動的世界風景納入「島與大陸」的情感中心。文旅結合，以潘耀明的三個「家」為圓心，思考旅行的意義。「從此我是堅硬的物體，經歷勞苦，我們證明我們是怎樣的來歷。」（希臘神話）

遠行是為了返鄉，然而如何定義「家」，對一個華僑家庭來說，這是一個難題。原鄉南安，養父謀生的菲島，與養母相依為命，漸至安身立命的港島，都是潘耀明的「家」與「鄉」。菲律賓是中國人下南洋的重要移居地，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為閩南籍，閩南語為華人通用語，養父在此安家、終老，血脈在此地綿延，因此，菲律賓對潘耀明具有多重意義。潘耀明到菲律賓是返鄉探親，在觀光之外，多了一份似遠還近的近鄉情怯。此外，作為香港記者，作為旅遊雜誌的編輯，潘耀明以如攝影機般的文字攝錄了菲律賓的風光以及歷史掌故，從旁觀察當年過番的「華族」如何從安土重遷到落地生根，乃至最切近的中菲關係發展。文字時而快疾如風，時而沉默如夜。

在養父謀生之地菲律賓南部小鎮，潘耀明說：「我滿足於做一個聽眾」。青年潘耀明在〈「千島之國」抒懷〉系列中於明朗的走筆遣興處平添了些許低迴的鄉愁。〈木棉花開〉灼熱如赤道，亦如中菲兩國關係的走熱，以及由此帶給菲律賓華人對故國人事「蘊涵渲染和誇張」的想像與期待。〈飽飫綠色的瓊漿〉以「甜」、「濃」為文眼，將閩南華僑墾殖菲律賓的今昔做了勾連，於寫景中字字見深情，一個久居香港菲律賓華僑子弟的共情、理解與釋懷。〈風雨中的邂逅〉寫的是一段有關語言與身份的他鄉奇緣。赴碧瑤的長途汽車上，操一口漂亮的廣州話的廣府老華僑奈良伯，與一個來自香港的閩南華僑子弟，在菲律賓盡情地用廣州話傾談。一時間，年輕潘耀明轉換了幾種身份。〈一盞椰油燈〉寫異族情感自然而真切。出生寒微而砥礪一生的潘耀明，其人生溫暖的底色泰半來自旅程中邂逅的無數的陌生人：

在匆促底歲月裏

我從沒有想起燈火在跋涉的風雨中

在陷於泥淖的黑夜中的旅人

有這麼光明，熱烈底號召與溫暖底感應

〈菲律賓繾綣〉、〈風雨行〉在潘耀明的散文中屬長文，在倉促中「慢」下來，作者的複雜心緒得以舒緩，乃見繾綣。分居遙遠的異地，因過番而兩頭家的華僑父子情、兄弟情該如何表達，涉及諸多倫理困境。落足菲律賓有些荒涼的小鎮，奮鬥幾十年的老父，如許多過番下南洋的閩南男子，並未給潘耀明充分的父愛，此時，可以對坐，傾談。而潘耀明學會了「傾聽」：「當一個忠實的聽眾，對一個背離家鄉四十多年的他來說，是很大的滿足。」「像這樣的聽眾，我當過好多次，在南部華埠旺木、在宿霧、在馬尼拉都有同樣的經驗。」年輕的潘耀明早早就學會了寬宥與理解，包括如父親一輩的菲島老華僑，以及如異母兄弟一代的「出示仔」（閩南話，在菲律賓出世的華裔青年）。〈風雨行〉中，風光地理雜誌的前方記者，於馬尼拉與碧瑤的慘綠行程中遭遇風雨，文字如風，緊湊利落，狀不畏風雨的獅子山下的華僑青年如在眼前，以小小的逆旅情思穿梭其間，見形貌，也見性情。

對於內地的風景，潘耀明所到之處難以勝數，選〈我們自泰山來〉一文是基於「我們」身份以及遊歷時間的特殊性。一九七八年，潘耀明以《海洋文藝》執行編輯的身份，作為香港文化、出版界代表團成員，應廖承志邀請訪問內地。此行關係到新時期中國領導人對香港文藝政策的調整與新的部署，訪京團成員都難掩使命在肩的放鬆與豪邁，此時此地「看」泰山，風光自然別有不同。〈我們自泰山來〉通篇以「我們」作為敘述者，對香港左翼文化工作者而言，這無疑是新的「時間開始了」，「我們」一掃一九六七年以來香港左翼沉悶、壓抑的心理陰霾。細究其表述，此文無疑是面向香港發聲的，「自泰山來」代表此行返港將傳揚新的內地精神，絕非作為一介遊客，去泰山。泰山（北京）歸來，「我們」都成為了新時期香港文藝期刊與左翼出版界的主導力量。《海洋文藝》的編輯理念從面向南洋、面向海外，調整為面向內地與台灣。

「四時港島」對潘耀明而言，是氤氳的雨、霧氣、空氣……潘耀明以沉浸式的感悟與哲思之筆觸，寫港島之家。有了窗戶的家是奢侈的，只有從無到有在獅子山下奮鬥過的人才有此等對「窗」，對更多的「窗」的渴望，以及由此滋長的不息的動力。從無「窗」的抑鬱和不安，到有「窗」的苔綠，「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在長滿青苔的石階上，攤下幻想的詩句。」在碌碌於都市的重負下的人們中，於紛遝的足印和漠然的臉上，潘耀明試圖尋辨春的腳蹤或春的生命。稀缺、渴望與奢侈，商業社會下的港人心態映射到香港文學，猶如長期以來有關沙漠與綠洲的慨嘆。禮賓府的杜鵑怎麼及得上滿山紅遍的、百轉千迴的淒婉傳說。多情的斷魂雨，「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睡到明天」，兒時的雨夢，足以蕩滌眼前的人心。山村兒童的「赤腳仙」，異國華人小鎮，在春節裏也不缺少暖暖烘烘。在書寫港島生活的文字中，潘耀明身上的二重性與矛盾性時時流露於筆端。他既自我節制、自我放逐，又自我調和。於香港極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商業社會裏，潘耀明、劉以鬯、金庸都以極好的平衡術，獲得存身之道。他們都深諳，深層的（傳統）文化滋養，有根的哺育，方為抗衡異化的現代社會的自我解放之道。異域的旅蹤無非換了空間的自我觀看。

人事：萬象為賓客

作為亞洲華人文化領袖，潘耀明廣結同道，知人論世。他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眼界本身就是生命，香港的文化是沒有敵人的文化。誠以為，潘耀明一甲子的香江文化志業，頗具「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張孝祥）的博大氣象，以及「最低的地方，才是眾川的匯歸的地方」（金庸）俯仰有方的氣度。「萬象為賓客」必須以不偽、真性情作為法則，近身能察人，方可遠觀以察世。「我有二個父親三個母親」，潘耀明寫我的父親，破題即奪人心目。特殊歷史境遇下的家事牽連起中國與南洋，內地與香港，中國與西方的冷戰。一支來自菲律賓文盲父親贈送的派克筆，讓十歲的我「手顫得巍巍乎，寫出的字更歪三倒四了」，從此不再用名牌筆寫字。「許多年了，有一天在菲律賓南部小海島與父親敘晤，看到父親灰白的鬢髮和滿臉的皺紋，情如老舊派克筆滿布金邊的條條坑坑，便戰戰兢兢地想起父親給我的筆。」「又有一個年頭，老遠跑到那個小海島去拜祭父親的墳墓，我在上墳香的時候，終於告訴他，我沒有用他給我的派克筆寫好字，而且我還用廉價筆塗了十幾本集子。又過了好幾年，我坐在書桌旁，用廉價的水筆寫了這篇小文，獻給在天國的目不識丁的父親。」〈我的父親〉是懷人記事的佳作，情思充溢又內斂克制，意象飽滿卻刻畫極簡。推己及人，潘耀明以自身成長的曲折，情感的複雜，去理解海外華人這一特殊群體，也便有了踰越不同國家邊界、政體、社團、流派的包容與睿智。

以儒家文化倫理為底色，潘耀明朝向酒神精神開放，接納極富個性、風骨的八方「人物」—金庸、黃霑、戴天、林青霞等香港製造的江湖奇人異士；「兩岸破冰第一人」的胡秋原，「一個人的文藝復興」之白先勇，往來台港，引領「沙田文學」的余光中等超越政治壁壘的「渡台」人士；俞平伯、錢鍾書、王蒙、汪曾祺、蕭乾、劉再復、鐵凝等，或居文化廟堂，或起落民間的文學之子；面面受敵，橫站五十餘年，而與香港晚年遭逢的藝術大師，如林風眠、吳冠中、黃永玉……

無情未必真豪傑，潘耀明還善於寫情愛，寫奇女子。泛舟情海載浮載沉數十年的深情之人如趙清閣。老舍逝世後，趙清閣「晨昏一炷香，遙寄三十年」，但晚年之作〈滄海泛憶〉卻獨欠老舍，依然倔強和愴然。他最為欣賞王蒙永遠的伴侶崔瑞芳樸實而簡單的愛的宣言：「王蒙就是那個和我永遠在一起的人」，「我就是那個永遠永遠和王蒙在一起的人」。也許愛一個人的極致就是，永遠比你多一個「永遠」。林青霞息影，鉛華洗盡，以書卷自我涵養，為友人世人稱道。其短文〈完美的手〉別出機杼，凝神與季羨林握手那一刻的感覺。林青霞與季老聊天，聽他談學問、說人生哲理，但她的眼光一直聚焦在他的一雙手，最後她情不自禁地握着他的手，撫摸「那寫過無數好字、好文章的手」，為了討文氣。生命應放入學問才有意義，林青霞的轉身和背影毫不遜色昔日影壇一代天驕的風采，足以垂範今日之流量明星。鐵凝的另一面，潘耀明早早識得—鐵凝剛柔並濟，神情頗具英格烈．褒曼的風采，汪曾祺以「挺拔」形繪鐵凝，是有關鐵凝最傳神的一面。

愛荷華對潘耀明的意義是轉折性的。一九八○年後，潘耀明多次赴美參觀訪問，並於一九八三年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一個出版家的最初模樣由「愛荷華心影」中成形。甚至可以認為，愛荷華、聶華苓、安格爾，以至與愛荷華有關的，其影響至今仍在延續。潘耀明等香港文化人呼籲奔走十九載，於二○二四年成立的香港文學舘，未嘗不是昔日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遙遠的投影與迴響。從萋萋芊芊的玉米帶到落葉與松鼠，以及老人、晨昏，似乎並無大事發生，然而，一個慮及兩岸三地、海外華人自由交流的潘耀明在此沉思。

聶華苓那一代人是無根、漂泊的一代，冷戰隔絕了半個世界的華人世界需要重新接納彼此。一九七八年，主持「愛荷華國際寫作工作坊」的聶華苓與安格爾首次訪問內地，其行程日記〈三十年後〉從一九七八年八月開始，幾乎以即時報道的方式在《海洋文藝》連載，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完結，顯見台港以及海外華人文化界了解內地的迫切心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也成為台灣戒嚴解凍之前，兩岸作家面對面交流的重要平台。一九八三年，吳祖光、茹志鵑、王安憶、陳映真、七等生以及潘耀明受邀參加了同一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潘耀明因此打開了與台灣作家、學者的對話空間，一系列採訪由此展開：聶華苓、許達然、楊逵、李歐梵……潘耀明同時為三聯書店籌組「世界華文文學大觀」的出版計劃，先後出版了約四十個海外作家的選集，集中展示了海外漢語文學的整體面貌。在台灣「臨時動員戡亂條例」仍未結束的情況下，潘耀明也盡力協助柏楊先生，為其策劃的「中國大陸作家文學大系」組稿。〈從夏志清一封信談起〉串聯起潘耀明先生紐約之行與著名學者夏志清的文緣。「夏公」書信每每都以「耀明吾弟」起筆，以「志清」或「弟   志清」落款。學界泰斗的頑童心性中，更多隱藏着「他真正的一面—對後輩的提拔和扶持的熱忱，是十分具體、細膩而感人的」。一九九一年應金庸先生邀聘，潘先生出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兼任明報出版社總編輯兼總經理，其間出版二千年文庫、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五十卷。以此種種淵源、時機，潘耀明將因冷戰而失聯三十年的華人文化圈慢慢重建，而今世界華文文學已蔚然大觀。回首人生每一個非常又平常的時刻，潘耀明了卻了自己所期待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事」，這心事將個體的自我實現和完成融入了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中。

新時期老作家們以「重放的鮮花」為海外所知，主要通過《海洋文藝》、《開卷》、《七十年代》、《八方》等香港文藝期刊的訪談、對話而達成。其時，當代作家與海外尤其是與美國的交流往往借道香港，潘耀明在「驛途」為這些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出國的復出作家提供了許多幫助，進行「第三類接觸」，由此建立了永恆流動的情感。這些交往以信劄、手跡、書畫的方式，成為一個時代人與事的心曲與見證。潘耀明半個世紀的收藏成為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先後舉辦的「現代文人書畫手劄特展」和「現當代作家手稿書畫展」的展品，更是內地文壇的稀見史料。

將潘耀明交往之人物一一列出，儼然《世說新語》中或風神俊朗，或獨異奇崛、孤高傲世、縱情任性的當代名士繪。傾此一世的交遊，潘耀明將「人生三題」—青年、中年、老年的階段性意義做了自我解讀。談到青年，潘耀明引《紀德日記》中的話自陳心跡：「在我的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是持續不斷的，沒有一件事是固定不變的。我有時相似，有時相異交錯無已。」「只有在變動中，我才能尋得自我的平衡。」作為成功人士，可堪為後學取法的，不是成功學，而是讀懂成功者必須克服的巨大陰影，「哀樂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難」（郁達夫）。向陽以自勵，背陰則自惕，一面向海而生，另一面向死而生，當為潘耀明精神世界的二重性。這種二重性平衡／包孕了潘耀明「身與心」、「欣與悲」之兩翼，最終抵達萬象為賓客的精神原鄉。

論說：俠與渡客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學者金耀基認為：「《明月》有香港味，有中國情調、又有世界氛圍；香港刊物中最能反映香港文化的神韻和蘄向的，《明月》是表表者。」《明報月刊》三十年卷首語彙編—《一個時代的悲歡─總編輯冷看蒼茫世事》代表潘耀明作為出版家、雜文家、社會活動家—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成熟。潘耀明三十年躬耕《明月》，一世舂鋤。卷首語閱人論世，針砭時弊，或讚或怒，有如木鐸金聲。

論說專輯以「俠與渡客」簡以括之。所謂「俠」指潘耀明承自金庸的「俠」的精神自釋。香港在地緣上處華夏的邊緣，但不失其「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自我期許，同時也聲張藏身江湖，逍遙如鳥的自由與選擇的權利。所謂「渡客」則指以香港為大中華文化場域、言論空間的海外華人作家、學者的使命與擔當。香港在大移民時代，是華人走向世界的航道。香港作為中介之地，是資金、貨物、資訊、觀念的樞紐。華人移民，下南洋，穿梭太平洋，促成了香港的形成。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從考察區域社會中資金外部流通的形式之一華僑僑匯，將香港納入「資本的旅行」—華僑、僑匯與中華網的重要節點，香港被打造成亞洲的主要太平洋門戶。如此意義上，香港又是華人世界的中心。作為華人世界的公共空間，香港深為華人學者所鍾愛，視其為思考華人歷史與未來的關鍵位置，如李歐梵、余英時、唐德剛、柏楊……

潘耀明借評點華人作家、學者的重要論述，表達自身的歷史意識與價值倫理。「歷史三峽」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論述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意象。他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史，政治制度要從君主轉民主，其他各種制度和風俗習慣也隨之一轉百轉，全部轉完，大致需要二百年。這二百年的轉型期可稱之為「歷史三峽」。把握歷史三峽中的機遇與航路，「匹夫有責」，而柏楊正是這一「歷史三峽」中孤舟前行的「渡客」。潘耀明以及那些傑出的海外華人學者亦以「歷史三峽」中的「渡客」自許，以「匹夫之用」既寄望中華文化在世界的開枝散葉，又於邊陲翹首以望中心。〈春風欲度玉門關〉關係中國西部大開發。由古至今，西部邊塞使無數英雄競折腰。潘耀明以為，春風欲渡應當文化先行，把市場觀念、經濟規律和法制觀念先在西北大地上播種、生根，方能有「山水含春意，風雲入壯圖」的宏景。解讀中國人的身份，是一道複雜的命題。潘耀明反思「中國人是一個逃跑的民族」（柏楊）、「逃跑是上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聶華苓），試圖從客家精神中尋找全球化時代「家」的新答案。我們都是「客家」的身份，處處流徙，處處為家，何必拘牽身在何處，我們的家國已在心裏。潘耀明的「家」在中國內地，在香港，在菲律賓，其七十餘載人生儼然是一個華人家族的世界性境遇。

將香港作為輻射地，潘耀明心中的「明月」以超拔的歷史意識廣照人間。「我們是歷史的漂泊者」，這個歷史不是局限於中原的、中心的歷史，它擁有「向海而生」的開闊視野和胸懷。「海上絲綢之路」連接起中國東南沿海港口，以至香港、南洋、乃至穿梭太平洋，這是一條華人通往世界的生命航道。由古而今，華人命運在歷史的航道上幾經變化、浮沉，從天朝威儀到過番勞工的「金山夢」，現代以降的浩瀚留學潮，全球化時代的移民潮，中國人始終在世界中，也在世界中不斷重塑自己。或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言，文明是一種運動，不是狀態，是航海而不是港口。中華文明在動態的歷史進程中不斷豐富和更新自我，此中進程或許有徐有疾，但絕非東方主義凝視下凝固、停滯的歷史。而今，每一個全球化時代的華人都以符合自身發展的軌跡與運動走向新的航程。超拔的歷史意識同時意味着正視歷史的盲點，歷史的弔詭，為湮沒於歷史褶皺處的人與事發聲，聲張言說的權利。世界紛擾，人類的基本規範和價值倫理不斷經受質疑、挑戰，「明月」依然堅守在最後的邊界之後，最後的天空之後，相信知識分子為生民立命的使命仍未完結。

《明報月刊》關注政經熱點，但始終以文化立身，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是長久的，潘耀明將其貫徹到《明報月刊》，使其文化中國的趣味和品味始終如一，僅以卷首語標題擬定的用心、用意就可見一斑。「善讀書不負風月」、「因為你有語言，你勝於野獸」、「對影莫言身外身」都將立言的焦點放置在文化之根，從語言的暴力、文學的無用之用開始反思。〈春淺，紅怨〉為一九九三年四月的卷首語，其時正值中英回歸談判的焦灼狀態，以此春怨、宮怨之艷語狀寫政治人物的爭執與齟齬，不僅不失準確，而且令人不禁莞爾。〈他說：不在風裏睡覺了〉深諳藝術大師林風眠集古典與現代之勝境的藝術神髓，以及自全自然、自由之生命於亂世的畢生風骨。藉由林風眠的創生畫境與吳冠中的知己之論，潘耀明試圖去辯證理解自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從「中體西用」到「西體中用」的辯證邏輯。

香港的《明報月刊》是眼界，也是抱負，屬本土的香港人，也屬世界華人。香港作為海外華人世界人員往來、信息交換的中心，以冷戰時期地位最為彰顯，而這一輻射世界的地域優勢與《明報月刊》的國際性文化平台相得益彰。上世紀八十年代，潘耀明以世界華文文學組織者的身份初展抱負，出版文藝刊物，編輯海外文叢，廣交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這些文脈移植到《明報月刊》，使其文化事業根基堅實，而不流於空泛的言說。「華文寫作與中國文化前景」匯世界華人名家於香江，將影響擴及百年華文文學，而前瞻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行旅。一種語言文化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它在原鄉的傳承，也在於它在異己環境下的適應、協商，以及靈根自植的繁衍生息能力，華人優秀作家、學者互視互師，傳揚華文世界的精神創造。當海內外華人共飲中華文化之源泉，以中華文化聲播四海為己任，華人作家在世界上的每一個成功，都是漢語／華文的勝利。華人科學家的成就亦然，如高錕者是也，仍屬中華文化造就。

《明報月刊》高蹈的民族情懷、世界意識，有源自中國歷史傳統春秋大義的自覺，也本自日常生活的文化體悟，其間不乏以港味自飲自醉，自娛自解，以武俠江湖看廟堂風雲，以邊緣夾縫論史衡道。〈茶香之外的夢〉由港人的「歎茶」引申出中國人消閒、逍遙的權利問題。飲茶之為自由，亦可上升為金學中的令狐冲難題，一個心繫世外的閒散之人，如何在武林幫派的傾軋與對抗中尋找一己容身之所在。對於經歷了沉重的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來說，藉由飲茶的心靈調節，尋找逍遙之可能，也許比教化文章更有助於療養民族傷痕。

潘耀明的卷首語從一九九一年而來，跨越世紀末十年、「九七」回歸、新世紀二十年，見證了潘耀明「風雲一報人」的思想軌跡。學者探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習慣以「左右」論之，如鄭樹森之「左右對壘」，趙稀方之「左右分流」。無可諱言，冷戰背景下，東西方、國共兩黨政治勢力在香港展開「文化紙彈」（翟韜）的攻勢，文學（陣營）形成左右之分，但就實際效果而言，多方勢力投身、投資文化領域，反而造成香港文學生產的意外榮景，至少就當時兩岸三地的文學境遇而言，香港是最好的，香港讀者是最幸運的。潘耀明將這一時期形容為香港的「文化春秋時期」，可以同時受到左右文化的滋養，「對此，寧不懷着深摯的感激之情。」因此，儘管潘耀明出身左翼機構，卻始終秉持文化超越的立場，行中道之事，不受左右掣肘，也不因雅俗分貴賤，而主張「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圓悟禪師）。他認為，劉以鬯與金庸是香港的兩翼，是香港文壇兩支獵獵飄揚的旗幟。新派武俠小說是香港左翼文化人集體催生的世紀文學現象。一九五四年，供職《新晚報》的梁羽生和金庸開啟了「龍虎鬥京華」的時代。這是左翼文化人與香港市民社會、商業環境「協商」下孕育出的全新的文化圖景。就整體而言，在冷戰格局下，左翼多採取守勢。「儘管聲勢不如右翼文化刊物喧赫，但是，對於六十年代以來，香港主體文學的興起，也有正面影響。」（黃繼持）、「其實左翼文化人同樣擁有其文化陣地及培養本地作者，香港的年輕文學愛好者，可說是由兩個背景不同的陣營所培養出來的。」（盧瑋鑾）、「即使出身於右翼陣營的作者，日後的意識形態取向或價值觀也並非一面倒向西方。」（鄭樹森）

如史家所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左翼作為潛流，仍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但經「六七暴動」，左翼受文革衝擊而採取盲動立場，導致左翼文化力量的斷崖式沒落，左翼甚至某種程度上被污名化，致使「在以後的歲月中，海內外刊物（包括內地研究港澳文學的學者）在提到香港早年的學生刊物，只提《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似乎已在學人的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潘耀明對《青年樂園》—這份與《中國學生周報》一道哺育其成長的學生刊物的湮沒深感遺憾，因而策劃了「回望《青年樂園》」專輯，尋找當年的親歷者，力圖還《青年樂園》應有的位置。以此足見，對於左翼文化事業在當代香港的境遇，潘耀明既有言說立場，更有修正的實踐方案。某種意義上，潘耀明之於金庸的傳承不僅僅是對《明報月刊》事業的繼承，也是香港左翼人士對自身文化立場的調整—從狹隘的「左」走到中道，以世界華人文化事業之弘揚，實踐「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儒家文化人格。金庸、潘耀明從左翼陣營出發，卻抵達了新儒家的家國之思與宏大的文化關懷。如此，又何謂左，何謂右呢？共同的文化使命感使他們仍然心繫中心，從國家民族的長遠願景去衡文論世。金庸之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潘耀明對原創文學的念茲在茲。潘耀明要為香港文學找個家，真正落實「人文的西九」，除了聯署呼籲，他不斷上書特區政府，也不忘隨時隨地的留心。〈城島的雨〉以日本文學館的普及，思及巴金現代文學館，以至香港文學舘，遙想盛唐時民間吟詩作對的昇平景象。巴金一九七九年寫下的夢，愛荷華投下的心影，都在二○二四年的春天實現，港府終於不欠香港一個文學館。

結語：魚化石的印記

千字為文，簡約為要，是潘耀明散文的鮮明特徵。這當然受香港報刊寫作的園地所制約，同時也是作者於工作中「倉促」為文所致。現代散文應該是自由的，可以的話，應該是閒適的。潘耀明的散文不少是片段的時間所作，顯然是倉促的，作為雜誌總編寫的序，為工作而做，怎麼都談不上閒適為文。如何在時間的倉促與工作的有「為」而作當中，表現心性與識見，在繁忙的務實中允許神思須臾的務虛，表現在潘耀明的散文中即是—不以「專業」寫作的嚴絲合縫見長，而是呈現急速轉換的狀態下作者真實的寫作狀況。在謝有順看來，散文本質上是業餘的文學，讓散文成為業餘的文學，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散文最大的敵人是虛偽和作態。沒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鬆弛的話語風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而一旦把散文變成一種專業寫作，依我看來，就多半難逃這樣的悲劇境地了。散文的無規範，使得它比小說和詩歌更為『近人情』（李素伯語），更反對製作，它崇尚自然，嚮往興之所至。」王安憶稱潘耀明為「港人彥火」，片言微語即道出潘耀明「在香港」寫作的狀態，「在密密匝匝的生計中，硬擠出的一點閒心」，「在彥火勞累和心煩的生計中，他所寫下的這些散文，安慰着自己，也不期然地安慰着他人」。然而，這閒心一擠就是半個世紀。這長篇連載的閒心，與其為中國當代作家狀寫「復出風貌」，充任海外華人作家冷戰融冰的信使，三十年為《明報月刊》量身定製卷首語之「公心」並置齊觀，才有用生命寫作，用生命編輯的潘耀明。正如：

（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

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融化於水的線條

你真像鏡子一樣的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魚化石

            —卞之琳

魚非當年魚，石非當年石

魚化石中，宛有當年在

你非當時你，我非當時我

我心中有支歌：「記得當時年紀小」

心中宛有當時在—有你有我，有當時。

               —金庸

潘耀明先生投身文化事業逾半個世紀，奔走力行，將戰後香港一代文化人的心事付諸實踐，其人生軌跡、羈旅行蹤無一不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家國變遷的「形狀」與「線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時間遠去，一切將沉積為魚化石，在文字中流傳。

（作者為華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