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我受美國國際交流總署邀請，去美國作文化考察，活動完畢後，受到時任波士頓《秋水》雜誌主編劉年玲（筆名木令耆）的邀請，當時培凱在當地大學任教。

通過劉年玲的介紹，我認識了培凱。當年他除了在大學執教鞭，還以中文寫了不少新詩，除了在《秋水》刊登，還在美洲的僑報副刊披載，可以說早有文名。

培凱為人隨和可近，在波士頓期間，他與劉年玲陪同我拜訪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和燕京學社的杜維明教授。

後來聽說他輾轉紐約州立大學任教。

之後，他接受香港城市大學張信剛校長的邀聘，東來香港執教於香港城市大學，並在張校長的支持下，在大學成立了中國文化中心，邀請海內外文化大家到來授課及開培訓班，積極推廣中國文化，很快建立了文化品牌，蔚為香港學界一角矚目的文化亮點。

其間我組識成立的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有幸多次與他主持的中國文化中心合作，舉辦了三屆兩岸四地文學講座。

地點都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大禮堂。

其間，我們還邀請了王蒙、余光中、劉再復、漢學家葛浩文等大師級作家、學者到來開講座，受到學生、教師、文化界人士歡迎。

他為了讓學生關心中國文化，每場講座都讓學生積極參與，並要求寫「paper」，所以每場講座與會觀眾及學生都滿滿的。要知道，文學與文化在香港都是十分冷門的課題。

我在一些大學舉辦的文學活動，聽眾都是十分稀少的，使到講者意興闌珊！

自從培凱離開城大，學界似乎多了一份寂寞，少了一份文化溫情。

走筆至此，我想起愛因斯坦的一段話：

「不管時代的潮流和社會的風尚怎樣，人總可以憑着自己高貴的品質，超脫時代和社會，走自己正確的道路。現在，大家都為了電冰箱、汽車、房子而奔波、追逐、競爭。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了。但是也有不少人，他們不追求這些物質的東西，他們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寧。」

文學是屬於情世界的精神境界，沒有器世界的物質生活那麼現實，卻多了一份文化情懷。猶如星星之於水手，星星雖不可即，可卻指引航程的方向！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