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上海畫家謝春彥老師介紹鄭培凱教授給我們認識，其實早在這之前，我已經常看鄭教授的文章，佩服佩服。

一直以來，我都非常驚訝鄭教授筆下所涉獵的題材，可以這麼有趣，可以這麼廣泛。而偏偏這些題材都是我喜歡的！例如崑曲、茶文化、陶瓷、書法、蘇東坡和中式庭園景致……

很早已想為鄭培凱教授做一次訪問，六月底去聽中華文化節的「大師傳藝．尋古知新」、鄭教授主講的「傳統文化藝術的現代啟示」講座，心念再起，然而，正正因為他研究的題材猶如天女散花，只說其中一項已經可以出本專書，這區區幾千字的訪問又能說些什麼呢？

於是我定出一個方向，就是談談他求學之路，而他在外國修讀歷史，這些有趣的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項目又是怎樣來的？

在城市大學的一個會客室，一盞清茶，且聽鄭教授娓娓道來。

歷史是偶然還是必然？

訪問中，喝着他夫人鄢秀教授泡的一杯好茶，腦海中忽然浮現一個問句：「歷史是偶然還是必然？」

因為鄭教授在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明末文學家、戲曲才子湯顯祖。而巧合的是，湯顯祖以其戲曲知名的年代，在西方也有一位偉大的劇作家莎士比亞，他們不僅在同一時期各領風騷，更於同年去世，時為公元一六一六年。啊！還得再加上一位西班牙的偉大劇作家塞萬提斯，他們雖沒能同年生，卻在同年死。

東西方戲曲文學的發展軌跡如此巧合，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訪問鄭培凱教授是非常愉快的，因為他對所有提問，都能夠扼要而清楚地回應，而且妙語如珠。

鄭教授是山東人，但自小在台灣生活，及長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後再到夏威夷大學進修，又因授課老師關係，他輾轉到了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以及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後。

如前述他的博士論文是以歷史角度研究湯顯祖和李贄在晚明的文化與藝術發展。畢業後，順理成章在耶魯教書。

當年他以為自己會一直留在美國，但人生的軌跡無人可料知，在今日回想美國求學時代，鄭教授仍不斷笑着說：「那段日子真幸福。」

幸福不是唾手可得，幸福在哪兒？原來他那時遇到了一位非常開明的指導教授，除了接受他所選擇的研究項目，並成功籌募經費，他的恩師就是耶魯大學的史景遷教授，他至今念念不忘。這位老師為他爭取了六年獎學金，使他得以順利進行個人心焉嚮往的項目。

湯顯祖是他的博士研究主題，為此，在六年間他從美國到國內作出多次的考察之旅。一九七六年他第一次來到蘇州，網師園剛完成修葺，並開放給大眾遊賞。「這個網師園真的很棒！我一看就着迷。」鄭教授高興地說：「然後我就對中國的庭園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跟着鄭教授告訴我蘇州最好的庭院在哪裏，而知名庭園的特色又是什麼，如數家珍地滔滔不絕。其中他說到拙政園「與誰同坐軒」特別之處，他說：「此軒在拙政園中一亭，背襯蔥翠小山，前臨碧波清池，環境十分幽美。其名字取意宋蘇軾詞：『閒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

哈哈，我的答案，還以為是與素心人同坐。鄭教授低聲說：「蘇東坡就是蘇東坡，其答案是『明月、清風、我。』」

一般人在風景優美庭院閒逛之後，喝杯茶就心滿意得而去，但鄭教授不一樣，他看到喜歡的，立即融合美學、藝術和歷史來研究一番。

這種「偶然」的學術研究，還有一件是他在臺灣大學教書時的經驗。鄭教授回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臺大教書時，那時茶文化興起，台北到處都有風格優雅，又富文化氣息的茶店。那光景，他就會把課堂搬到校園附近的紫藤廬茶室去，和學生一邊喝茶一邊上課，十分風雅呢！誰知這茶吃着吃着，他覺得中國的吃茶文化源遠流長，但沒有人細心研究整理其歷史，真是可惜……

隨心所欲的文化因緣

接下來，大家可以想像得到，鄭教授又在閒餘的時間研究中國茶文化去了。

我們去日本時，看見他們的「茶道」蠻有規矩，可謂文化深厚。殊不知，經鄭教授考據，我們中國人古代的茶文化，就是如此精緻，他說：「沖茶要打花，就如現代的咖啡『拉花』一樣。古人吃茶是色香味俱全，日本是學習了中國的茶文化，而自成一家。」

其後，他研究陶瓷、泉州的海上貿易和蘇東坡，都是類似隨心所欲的因緣，凡是他身邊跟藝術文化和歷史有關的，他都興趣滿滿。

在臺灣大學執教一段時間之後，一九九七那一年，他被大學學長張信剛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並主辦中國文化中心，推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必修課，包含社會歷史、古典文學、建築美學等。

中國文人雅士都醉心詩詞書畫及戲曲等藝術，鄭教授談起這方面的陶冶與熏陶，一切皆因他自小家教甚嚴，父親是一位書法家，「每天他都要完成其必須作業，才可以有玩樂時間。」他說。

基於此，他早就潛移默化，不知不覺地深深地與中國文化藝術結了緣，也促成他選擇來香港教學的緣份。

來香港任教之後，他更在香港和專攻語言和翻譯的鄢秀教授結婚，兩人也同在香港城市大學工作。鄭培凱讚賞太太個性細膩又細心，能與志同道合的她，一起結伴走人生路，幸運又幸福。此外，鄢秀也與他合編過好幾本書。

以宏觀背景理解文學與歷史

每一樣他喜愛鑽研的物事，基於歷史學家的角度，所見所看到的就是另一番天地，更寬更廣更有境界。正因如此，這位文史學家在古典詩詞、古典園林、戲曲、陶瓷、茶藝等中華文化的多個領域皆造詣非凡，著作等身。

他筆下的湯顯祖和蘇東坡，為大家呈現更多面的理解，透過他的深情研究，我們亦看到他對陶瓷和茶藝更深入介紹的文章。

說到這裏我不禁奇怪，既然自小喜愛中國文化，在臺大讀書時，鄭教授又為何選擇念外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呢？

鄭教授哈哈一笑，說：「臺灣大學當時的中文系比較強調經學、訓詁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等，跟我所感興趣的文學藝術相距太遠，年輕人就不太喜歡，恐怕讀着讀着就變了個老古董！所以當時中文都非常好的師兄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等都選擇外文系而不選中文系。」

我問他，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到美國後又選修歷史呢？

鄭教授說其實他在臺大時，已副修歷史，之後早已決定不再念外文，因為已經對歷史研究產生了興趣。而他讀歷史的目的跟大多數傳統學生不一樣，他說自己對朝代興衰、政治人物等沒有興趣。

他着眼於文學藝術在不同時代，展現的情況跟歷史環境的關係，以及個別作者、藝術家的創意、成就和創作的過程，跟其當時所身處生活環境的關係，為什麼能讓其發揮天才，又怎樣提升到文學藝術的創造，凡此種種，都是他致力的研究重心。

他期望以比較宏觀的角度及整個文化變遷的歷史背景，來理解文學跟歷史的情況。

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與生命啟發

說到我也喜歡的蘇東坡，鄭教授非常雀躍，原來疫情期間，他專注研讀蘇軾的文章，被他波折激盪的生平所啟發，蘇軾的詩文療癒了他，並將它們作為自己書法習作的主要對象。

「東坡一生波折激盪，超越困厄苦難，上升到豁達的心境，則反映了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蘊含生命意義的重大啟發。」鄭教授說。最終輯成《煙雨任平生：鄭培凱講蘇軾》及《此心安處：書寫蘇東坡》，書中有他對蘇軾的認識與理解，也有他自身的生命體味。

疫情過後，他在中環集古齋舉辦了一次書法展覽，又出版了《幾度斜暉蘇東坡》。

這位歷史家，專門研究文化藝術史，研究文化思維跟藝術思維。他關心人類怎樣思考這些問題，怎樣創造優秀文化藝術傳統。

他認為透過研究具體的文學家藝術家，反而能更清楚了解整個文化長遠的變化的脈絡，又可結合個體出色的文學藝術人物，跟當時環境對照，富想像空間之外，也可緬懷。如此種種，皆對人類整體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有很大的意義。

這些都是他的興趣，鄭教授開心地說：「也不管別人，總之樂在其中。」

我終於明白，雖然鄭教授隨手就做出學問，看似「偶然」，但歸根結柢，是他與生俱來對美學和文化的欣賞能力，這是他人生的「必然」機遇，兩者扣合，才開出繁花滿路，碩果纍纍。

後記

回顧大半生的文化旅途，鄭教授說自己是「幸運」的，退休後仍然可以為自己的一生志業繼續尋幽探秘，自得其樂。

不過原來「幸運」是有多重性的，鄭教授為我們講述另一個有關他的幸運故事：

在他約兩歲那年，時為一九四九年，他在台灣的父親，本來已經為他們作好安排，在上海搭乘太平輪到台灣會合，就因為一個偶然，不知怎地弄到了一張飛機票，母親遂決定改乘飛機，因此順利去到台灣。而當年踏上太平輪的乘客，卻從此一去不返。

（本文圖畫由鄭培凱及方舒眉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資深藝術工作者、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