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香港文壇的殊榮！兩次獲獎，《明月灣區》均以專題的形式，縷介了葛亮的獲獎及獲獎作品。

葛亮的作品文風和深刻內涵，使我聯想到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的兩段話：

（中國）古代的文學，是應用於貴族社會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藝術，則應用於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貴族社會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變了，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為主題。這自然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顯著的大進步。

我所說的中國傳統和平文化，決不是一種漫無目的，又漫無底止的富強追求，即所謂權力意志與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種醉生夢死，偷安姑息，無文化理想的雞豕生活；也不是消極悲觀，夢想天國，脫離現實的宗教生活。中國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實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應說是富有哲理的「人生體味」。那一種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與體味，在實際人生上的表達，最先是在政治社會一切制度方面，更進則在文學藝術一切創作方面。

葛亮作品之成功，與他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精髓有關。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自唐以迄，「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為主題。」

葛亮在獲紅樓夢文學獎的感言〈歲月南流〉文章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近年來的小說寫作，自《朱雀》、《北鳶》以降，一直致力於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表達。無論是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綿延流轉，還是聚焦於工匠精神在當下的薪火相承。在研究與寫作中，每一項我所接觸到的「非遺」類型，都經自千百年的積累，集腋成裘、水滴石穿的時間銘刻。而與匠人之間的交流，更超過了單純的案頭工作所能帶來的心靈震動。以此為題材進行小說創作，也成為了一種新的途徑，讓我可以不斷去接近傳統文化砥實厚重的本源所在，以上種種，也構成了我希望為嶺南去書寫一部長篇小說的驅動力。

葛亮對創作的追求，與乎錢穆先生所揭櫫的「中國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即「富有哲理式的人生之享受」的精神相埒。

錢穆先生對中國南北文化藝術的演變，也特別提到「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漸漸合流，但南方的風格，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到底佔了優勢。」

葛亮對中國南方的嶺南文化情有獨鍾，他認為作為粵廣重要的歷史文化名片，「飲食是以上特點的集大成者。如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貨，粵東幾盡有之，粵東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由此可見，飲食也成為關於嶺南最重要的文化隱喻之一。」

葛亮小說從「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入手，「到底佔了優勢」，正如他所說的「一方熱土，無盡春秋」。葛亮在創作領域上，如一尾遨遊中華文化浩瀚海洋的飛魚，閃耀一道道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