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五四運動呢？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的學生上街抗議，抗議巴黎和會擅自把山東權益從德國轉讓給日本。北京的學生運動激起全國響應，這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主義運動。以前，中國是「家天下」，朝代一家一姓，李家天下、趙家天下，並非民族國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孫中山提出「公天下」觀念，第一次改變國家體制，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共和民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從前天下屬於天子，王權由天命所賦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時候沒有民權，只有王權。而辛亥革命倡議民主共和，強調國家屬於人民，所以五四時，社會已經有了國家和民族等觀念。人民覺得國家和民族利益受損，於是走出來抗議，「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爭取在世界各國之間有平等的一席位。國人爭取主權獨立，就是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獨立，以後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想便是發軔於此的。

五四是一場「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五四不但是「愛國運動」，它還是一場「新文化運動」。一九一六年，蔡元培為北大校長，隨後把陳獨秀請到文學院任院長。陳獨秀於是把他辦的《新青年》雜誌，從上海搬到北京，《新青年》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號角。此後，許多的文化主張便是從《新青年》那裏發出來的。新文化運動到一九二一年告一段落，那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成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在這裏應該問一個問題，新文化運動為什麼會出現的呢？因為辛亥以後，袁世凱繼孫中山臨時大總統，接任做總統，在位三年，就搞復辟稱帝，他失敗以後，接張勳率辮子軍入京，又來復辟。兩次復辟，民主蒙塵，遂有第二次共和革命。同一時間，康有為、陳煥章要建立孔教，想把儒家變成一門宗教。康有為之推立孔教，乃鑑於基督教在西方社會影響力巨大，故欲仿傚。但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知識人非常反對，應指出他們任教的北京大學可是一間現代型大學，它是橫的移植，從歐洲德國把現代大學的模式移植過來，而不是縱的繼承，跟傳統的太學、國子監沒有關係。這批知識人發起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反對王權復辟，和其背後忠君尊孔之思想。他們提倡新科學、新宗教、新道德、新文學、新美術等等，謂之新文化。胡適認為新文化之要義，首先要承認舊文化已經不適合中國了，現今的中國要充分地去接受世界文明。注意，胡適不只是講西方文明，更是講世界文明。當然，他當時最希望中國能跟歐美的先進國家接軌。

中國要從傳統裏走出來，怎麼走？三千年來，中國在東亞大陸上建立起一個古典文明，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是一個帝國。但是，中國的帝國是天朝主義，跟西方的帝國主義不一樣，中國很少去侵略別國，也不會去建立殖民地。中國人自認為處於天地之中，環顧四鄰，日本、韓國、越南等，其文化都不如中國，這就形成了中國人的天下觀。最近幾十年，由於考古的發現，三星堆等重要遺址出土，我們發現中原文明以外，中國還存在著其他地方的文明起源。中華文明獨立存在已幾千年了，自成一個天下，但是，我們不知「天下」之外，還有一個「世界」。遠古的不說了，到十六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來了，把澳門租借去，足足四百年後才歸還。英國人後起，世上第一個國家從農業文明進入到工業文明，來了個大跳躍。乾隆年間，英國人派馬戛爾尼爵士率團來中國談生意，希望在廣州以外，多開放幾個港口。馬戛爾尼準備了許多工業產品送給乾隆，但皇帝認為天朝無所不有，沒多看一眼，通通就擱到倉庫裏去。覲見皇帝的禮儀問題僵持了許久，解決了後，宴會上馬戛爾尼使團還獲乾隆親賜酒，英國使團大樂，但實則是中國對朝貢國的禮節罷了。最後清朝仍然沒有答應英國人的貿易與設館訴求。數十年以後，鴉片戰爭爆發，天朝上國被一個英倫島國打敗，中國人才驚覺「天下」以外還有一個「世界」。中國為什麼被打敗呢？當時朝野精英只覺得槍炮不行，船艦不行，所以曾國藩、文祥、李鴻章才開始搞「洋務自強」運動，辦工廠、造槍炮、買船艦。中國第一波現代化運動，可視為軍事現代化。

中國除軍事現代化還要制度現代化

近代史學家蔣廷黻認為，李鴻章可能是十九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家，李鴻章籌建的北洋艦隊曾是亞洲最強的海軍。可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的知識精英才明白單單軍事現代化是不夠的，還要制度現代化。為什麼英國和日本能打敗中國？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發現英、日兩國均實行君主立憲，所以大力主張要行君主立憲。我們知道康梁維新以失敗告終，他們倆遠走日本，譚嗣同等六君子留下來，認為凡國家變法，必有人流血，他自願犧牲。像譚嗣同這種不畏死的君子，強烈表現出一個民族改革的決心。後來，慈禧太后同意行君主立憲，但最終沒有成功，那就只剩下孫中山「共和革命」這一條路了。可是辛亥之後，袁世凱稱帝，證明共和之脆弱。立憲失敗，共和失敗，說明制度現代化都失敗了。約翰．杜威指出，那是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對民主欠缺根本之了解，思想上沒有準備好。杜威認為，共和革命以後，還要來一場思想革命。隨之而來的，就是主義盛行的時代，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易卜生主義等，這些主義就是各種各樣救國救民之方案。

關於思想現代化，至少可以追溯至一九○五年，張之洞與袁世凱聯名奏請慈禧太后，提出「廢科舉，設學校」。由隋至清，科舉制度在中國實施了一千五百年。憑心講，比較古代各大文明的選用人才制度，科舉制還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制度。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能否當上官，全看你的本事。什麼本事呢？就是掌握四書五經的知識。漢武帝獨尊儒術，孔子之學由「子學」提升為「經學」，並設立太學傳授經學。雖然尊儒，但漢武帝沒有把其他的學說滅掉，只是不重視而已。到了清末，遇上三千年未見之大變局，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未能應付時勢，搞外交不懂外交，搞內政不懂內政，搞生意不懂生意，哪怎麼辦呢？只好廢科舉。這一下子傳統的士子就完蛋了，斷了他們讀書做官那條唯一的出路。士子透過科舉進入政治體制，這種儒家是「制度化儒學」，是「政」（皇權）「教」（教育）合一，有別於先秦的孔孟儒學，跟今天新亞書院所講的新儒家也不一樣。「制度化儒學」最核心的思想是三綱六紀，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廢科舉，意味「制度化儒學」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整個中國的社會秩序改變了。自此，學校的教學以西學為主，人人爭著去學習科學技藝。民初以來，中國民間流行一句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個工業體系、一個科學體系。楊振寧先生曾告訴我，一九○○年，全中國沒有一個人懂微積分；而一九○五年，愛因斯坦發表狹義相對論，那一年，我們才「廢科舉」。我們的科學水平落後太多了。

五四是啟蒙運動還是文藝復興？

關於五四，學術界有一個爭論，究竟它是啟蒙運動還是文藝復興呢？五四提倡賽先生與德先生，那正是法國啟蒙運動的兩大精髓─科學與民主。法國啟蒙思想家用科學對抗神學，用民主抵抗王權，自此以後，中國社會上越來越擴大的知識層，對科學與民主都有一定程度的認同感，無疑這是啟蒙運動所帶來的效應。至於五四是不是文藝復興呢？歐洲的文藝復興主要講復古，回到古希臘的人文時代。而五四時，胡適提出整理國故，重新評估中國所有的舊文化。這顯然是一種對傳統的批判，怎麼會是復古呢？但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倡議「整理國故」，提倡白話文，主張全心全意的世界化，這一百年來，與啟蒙運動結合，確已開啟了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此可參閱我《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二○二三年）。無疑，五四是一個啟蒙運動，至今仍在繼續著；而最初，五四不能說是「文藝復興」，但百年之後回眸一看，中華文化已因中西結合融會而大大豐富了，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可說出現了一個初步的「文藝復興」。

我們現在講新文化，好像就等於西方文化，孩子從小學鋼琴，人人都知道貝多芬、莫札特，我們戴的眼鏡，穿的衣服，哪一樣不是西方的呢？但是，經過這一百多年中西的交往，平常生活裏，我們已經很難細分什麼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什麼是西方的舶來品。因為西方文化已經跟中國文化融合在一起了，一頓飯，既喝紅酒，又喝茅台，我們都習慣了。佛教是印度產生的，東漢時，佛教進入中國，但現在，印度幾乎沒有人講佛教了。佛教中國化以後，還傳播至東亞各國，中國佛教反而成了佛教的代表。而今日看奧運會，幾乎沒有一個運動項目是起源於中國的。但中國的運動員拿金牌都拿得手軟了。不止體育，中國人幾乎在每一個文化領域（如繪畫、電影、文學、音樂等）裏都有人達到世界級的成就。比起清代以前，我們今日的文化生活不知道要豐富多少倍呢！

救亡壓倒了啟蒙

五四有兩個面貌、兩個主調：「五四愛國運動」強調救亡圖強，拯救中華國族的主權獨立與自由；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啟蒙，標舉民主與科學，迎接現代新文明。啟蒙的主調是個人的解放，與個人的自由。五四兩個運動之間是有張力的，甚至有矛盾與衝突。李澤厚先生有一個說法，指出五四運動到後來，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我認為這是很合乎歷史發展之實情的。在一個列強侵略的年代裏，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當務之急是救國家，救民族，「五四愛國運動」的口號「外爭主權」，即不外求民族之獨立、國家之自由。一言之，就是「集體自由」的「優先性」，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大我，哪有小我？」因此，救國族之危亡，求國族之自由，或追求「集體」的解放與自由，就大大壓倒了啟蒙所強調的「個體」之解放與自由了。孫中山當年就主張「國家的自由」勝於「個人的自由」。事實上，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代表「集體」的名詞，如國家、民族、黨國、人民、階級、群眾都被賦予了「神聖性」，也因此，「集體」的價值優勝過「個體」，也就壓倒了「個體」。講到底，百年來民主化之所以艱辛，五四的德先生之所以大大落後於賽先生，「救亡壓倒啟蒙」之所以發生，探源求因，不能不說與中國近現代特殊的歷史情況有關。其實，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國族一直處於危亡之邊緣，而中國現代化運動肇始於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其不言自明的目標就是「救亡圖強」。五四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倡導的「科學」與「民主」已有一個追求「現代文明」的憧憬。但不幸的是，五四後來出現了「救亡壓倒啟蒙」、「集體壓倒個體」的歷史現象。

今天，我講「五四與中國現代化」，已講得很 多，值得欣慰的是，「救亡壓倒啟蒙」已成過去，已成為歷史。中國今日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多極世界」的一極。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救亡圖強」目標已超額完成了，而一個現代文明秩序之建立，必然是在「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講到這裏，我們應該知道，實踐中國現代化的第二個目標—「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早已排在歷史的日程表上。

金耀基教授按：我很感謝特約記者李浩榮先生，他對我「『五四』與中國現代化」的講座作了切實之整理。我只覺得自己講得不夠條理，故作了一些增刪。對我講題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很希望你們能進一步多看我的《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增訂版）及《中國的現代轉向》。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記錄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