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在中學求學時期，我是屬於內向的人，除了念書、閱讀，賸下的時間便去組織文社、編輯文稿、刻蠟版。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香港文社潮奠定了香港本土文學。作為臨畢業的中五學生，我們也組織了一個豪志文社。文社名是取其豪情壯志之意，這是當年一班年輕小伙子的心態。套當時流行話是「熱火朝天」，真有點豪氣干雲之概，大家都很想幹一番文學事業。

文社的成員大部分是同班的同學，也有個別讀他校的中學生。我們有定期聚會，談文論藝，並把社員的文稿彙編成《豪志文摘》，每月出一期。當年影印機和電腦照曬植字，還沒有出世，文稿全部靠一雙手一橫一撇刻在蠟板上，然後一張張油印出來，操作全是手工式的。

我們基本利用別人在看電視、玩耍的時間去進行文學創作活動的。由於文社都有共同的愛好、興趣，正如梁啟超指出：「文學是人生最高的嗜好」，在這崇高意念的感召下，我們利用課餘的有限時間去編寫一本文學雜誌，很多時候是很疲累和吃力的，但我們大家協作得很好，不以為苦，從無怨言。

在我們弄文社、編油印文學刊物的時候，一直得到黃秀雅國文老師的從旁支持、鼓勵。當時正值文革，文藝被視為封資修的東西，其間我們的文社也被勒令解散，當我們感到徬徨、困惑的時候，黃老師也一直安慰、開解我們。

黃老師已作古多年。我在她去世前探望過她一趟，是一次頗傷感的見面。她住在西貢一間村屋。

那天我先去探望在香港城市大學當兼職教授的劉再復兄。再復兄的大千金劉劍梅剛從美國來看望雙親。她是才女，文章寫得好，年紀輕輕便擔任華盛頓馬里蘭大學永久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席教授）。她聽說我去探訪中學老師，表示願意陪我走一趟。

甫出門，老天涮地便變了臉，下了一場傾盆大雨。我們幾經波折，終於找到黃老師的寓所，門前的一泓積水，已沒及足踝。我們只好脫了鞋，赤足淌水過去。

開門的是黃老師的千金梁煥儀，她是我同級不同班的同學。入到門內，孱羸的黃老師直挺挺地坐在客廳的梳發上，我們向她打招呼，她完全沒有反應，目光有點渙散，只有嘴角仍掛一絲笑容。煥儀說黃老師患了阿茲海默症。

我們相對無言，只聞窗外的雨聲恍如銀河倒瀉，越下越大，電光石火，加上霹靂的行雷聲，場景令人有點震撼。我們稍坐片刻便告別了。

雨還在肆虐，劍梅說：「這場面太沉重了！」我說：「這個時代，我們都活得沉重。」這一次探訪，竟成了與黃老師最後的訣別。

三十年後的一天，市政局的留駐作家吳萱人兄來訪問，要我談一談當年豪志文社的情況，並準備編入他們的研究項目─香港文社的集子內。這對三十年前的辛勤耕耘的文社成員，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回饋。

畢業後，當年參加文社的同學星散了，不少人已從事別的行當，而我仍在文學道路上蹣跚地匍匐，不改初衷。如果在我初期創作道路上沒有黃老師的諄諄策勵，也許舉步要更來得維艱些。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黃老師早已遠去了。她的音容宛在，她誨人不倦的精神與及那一次雷雨中沉重的會見，彷彿在昨天。現實是，昨天已離我們很遙遠，我們九位豪志文社的成員，其中已有二位先後下世了，賸下我們的七位，也偶爾聚會，都已呈老態，但心中彷彿還有點文學薪火的餘燼。

走筆至此，才驚覺校友會已踏入耳順之年─不管怎樣，她是一條堅韌的感情鏈條，牽引我的老師、我的同學和我那難以磨滅的回憶。

（作者為香港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