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保溫壺放下，搬了一張折疊椅，打開，坐在她對面。白光從窗外灑入，照在她的手背。上面還留針頭。

她把相冊翻到某一頁，指着那張照片，「好像是一○年的龍舟比賽呀。笑得真燦爛。」照片裏是二十二歲的許柏筵。寸頭、笑露一顆虎牙，額頭偏右上有一顆痣。她側過頭看了我一眼，又補了一句：「那時候你們幾個小孩，每天下課就跑去南環湖，汗淋淋地回來，還要我給你們切西瓜。」

許柏筵每年都會賽龍舟，皮膚曬得黝黑。只要是賽季準備期，我就會去南環湖等他。他們通常是太陽落山後才訓練的，但湖畔不至於涼快。石板縫隙，只會不斷滲出熱騰騰的蒸氣，一直裹身體。我坐在休憩區，看着他同隊友把龍舟拖上岸。汗水沿他額頭流下，藍白色的布料緊緊貼在他胸口。他習慣上岸後，甩甩頭，把水珠和汗珠一併甩開，有時，還順手扯起衣角擦臉。

我們都住在下環街，從南環湖步行回去，不用二十分鐘。在路上，他的步伐總比我快半拍，偶爾會伸手拉住我手臂，把我扯到他的右側。

照片裏的許柏筵，手裏拿獎盃，運動衫濕透了。如許伯母所說，那笑容像夏天裏的太陽，明亮得幾乎讓人不會去想到黑夜，更不會讓人懼怕孤獨。伯母的手指，一直在照片邊緣徘徊，想要再去觸碰，又似乎怕破壞裏頭的笑容。她喉嚨輕輕顫了一下，沒有說話。我盯那張臉，好像隨時能聽到他把獎盃舉起來時的呼喊聲。

走出醫院，空氣裏帶了點燒臘飯的味道，混初秋的颯爽，讓人一時分不清此刻是今天，還是多年前的黃昏。從澳洲回來的這幾天，我特地去了暉記燒味—我們常去的地方。老闆已經退休，他的兒子接替掌櫃。當時他和我們年紀相仿，如今也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時間的變化，不總是翻天覆地的，有時也像這樣永不搬遷的街坊茶餐廳。驅車去氹仔前，我特地去花店買了一束白玫瑰。花很新鮮，還留了幾滴水珠。在轉角的便利店裏，我又順手拿了一罐可樂。

澳門墳場七年埋葬期已至，距離遷移只剩幾個月。趁他「搬家」前，我最後一次來這裏看他。鐵門在身後吱呀關上，世界安靜下來。

下午兩點三十八分，樹影比正午變長了一點。石碑列隊，陽光撒在碑面，好像在向我眨眼。我站在許柏筵的墓碑前，心裏默念了一句：好久不見。眼前那張黑白照，是我一直很喜歡的。他拍攝時才剛滿十八歲，比離開時還要小六歲。每年回到這裏，那張意氣風發的臉，總會把我的時間往回拉，回到我們還不懂離別的午後。

「每次來見你都是晴天。算不算是你對我特別的眷顧？澳門真的很少那麼給我面子喔。」我隨口說，語氣輕得像在講一件小事。

我蹲下，用手背輕輕把碑面擦乾淨，再把白玫瑰放下。照片上的痣，在陽光下很顯眼，很像我們中學時偷偷畫在後走廊的記號。我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胸口。他離開之後，我跑到刺青店，紋了一顆和他額頭一模一樣的痣。從來沒有人發現，就算有人發現，也不會有人想到那是刻意留下的。我只想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個痕跡，彷彿這樣，就能抵消掉一些失去。

很久以前，我們還穿著校服，一起在球場打球，汗水混洗衣液的味道。學校對面的小賣部總是賣着三塊錢的可樂，鐵皮冰櫃裏冒白霧。每次打完球，我們都會去買一罐可樂。拉開罐子的瞬間，「嘶」的一聲氣泡溢出來，像是一場小小的煙火。

他的英文不好，但打機很厲害。許多個午後，許柏筵都靠欄杆，手裏捧可樂，笑得像沒心沒肺。記得，我教了他好幾次，什麼時候該把the、a 放在句子前，但他只會把頭湊過來，得意地告訴我，應該怎麼在遊戲裏隱蔽走位。有一次，他忽然抬起頭，眼睛裏閃光，把可樂罐的拉環掰下來，再舉到我面前，低聲說：「送這個戒指給你。」

考完大學之後的暑假，我們在陽台待了很久。記得陽台的躺椅，斜着可以望見友誼大橋，華燈初上時，海面暉變得很漂亮。

之後有一晚，我在超市買了一堆零食，打算去許家找他。但按了門鈴、打了電話，都沒有回應。我只好聯絡了他的母親。還在外地的許伯母，聲音在電話裏有些慌亂。幾個小時後，才有人來通知。伯母和我一樣，都是在那時才知道他被送去了醫院。

有人說是「意外」，有人說是「自燃」，有人說是「車禍」，每個版本都像在打啞謎。等我趕到醫院的時候，只有空無一人的走廊，燈光黃得像乾癟橘子皮。

我很喜歡用手去記東西—把舊票根壓在鐵盒裏，把可樂罐的戒指收進口袋。靠石碑坐下來後，我把手伸進口袋，指尖碰到那枚舊「戒指」。

時間過了近十年，它的金屬早已褪成沉暗的棕色，表面留下細碎的刮痕。我帶它走過香港，又帶它移民澳洲，也帶它在凌晨聽鬧鈴的嗶嗶聲，想像生命是否還能有另一種可能：如果當晚我跑得快一些，衝進急診，結果也許不同，但也許一樣。時間不允許我們重做舊事，只能把過去燙得妥貼，再折進口袋，繼續走路。

我把舊戒指從口袋掏出，放在掌心。

接，再打開一罐新的可樂，拉環聲在墳場格外清晰。氣泡嘶嘶冒出，我扭下那片金屬，把拉環輕輕放在白玫瑰旁。花瓣上還掛着水珠，閃細碎的光。這一刻，我完成了一個極小的儀式。舊的，還是跟我走。新的，就陪他留下。

我在墓前說了很多話。白玫瑰的花瓣被風吹得微微抖動，我想像他聽見了，在某個沒有時差的地方。

走出鐵門，襯衫貼在背上。這些年，我也剪了一個和他一樣的寸頭，清爽的空氣從頭皮掠過，還能感受到陽光的溫度。回到車裏，打火的瞬間，收音機裏插播了一段天氣預報：明天晴朗。聲音一閃而過，卻在腦海裏停留得比想像中還要久。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成員、澳門筆會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