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地理資料對詩作的理解有什麼影響？首先，「依山盡」描寫白日的動態，故首句未必適宜演繹為東面高聳的中條山靜態阻擋白日。若理解為太陽漸沒，合理的可能性是沉落在南面的山後，是否夕陽則不必堅持，因為晝日也好，夕陽也罷，只要詩篇沒有解不通的邏輯錯誤即可。次句亦不受河水南流削弱，因為黃河最終東流入海是基本常識，聯想自然，接收亦容易。法理上，我們也無法在文字層面上，咬定詩中寫的「並非實景」。

其實，詩人應該是由肉眼看實景，轉化為心眼觀心象：目睹景象而蕩起心中的胸襟、眼界、志氣、視象，並不涉及顛倒方向或者虛構想像的「作假」問題。類似的藝術想像和精神感應亦見於後兩句：鸛雀樓為三層建築，最高不過數十米，即使更上一層樓，視線也伸展不了多少。詩人表達的「欲窮千里目」，自然是千里眼界和千里志氣。地理資料沒有實質影響詩作的藝術意境和哲學真理。

王之渙（六八八—七四二）的事跡不載《舊唐書》和《新唐書》。從墓誌銘知其早年仕宦，「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遭人誣謗，拂衣去官，「在家十五年」閒居，「遂優遊青山……夾河數千里……酷嗜閒放」，與高適、王昌齡等交遊。後復出任縣尉，卒於官舍。他的詩多「傳乎樂章，布在人口」，今僅存六首，以〈登鸛雀樓〉、〈出塞〉／〈涼州詞〉為代表作。

「詩言志」指向的首先是真情實意；只要不違反客觀物理或基本事實，透過神思開展景物的聯想潛能，當在言志抒情的合理範圍內。〈登鸛雀樓〉由實寫而虛寫，但所謂「虛」是超越物質層次的情懷和精神之實，無關虛假，可思可感。換個說法，詩人是寫境而造境，所造則合乎物理，每代都能蕩起昂揚向上的共鳴，體悟永恆的感染力。詩作仍是「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結晶，感動千古。

（作者為耶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