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黃維樑已表現其翻譯才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當研究生期間，他翻譯了夏志清先生的兩篇英文論文：〈《老殘遊記》新論〉（原文標題為The Travels of Lao Ts'an：An Exploration of Its Art and Meaning）、〈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鏡花緣》新論〉（原文標題為The Scholar-Novelist and Chinese Culture：A Reappraisal of Chinghuayuan）。黃維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主修中文，副修英文，畢業時獲得「一級榮譽學位」，中英文有相當造詣，加以文學知識豐富，把夏教授兩篇英文論文翻譯為中文，讀來不見直譯、硬譯痕跡，而是一片天然的中文，得到了夏先生高度認可。

這裏舉一個例子。他將夏文〈《老殘遊記》新論〉壓軸片段的英文「The author's complex responses to that event, ranging from flat despair for the country's future to defiant hope for its cultural renascence, in large part account for the rich emotional appeal and structural peculiarity of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a lyrical novel steeped in politics.」譯為：「作者對這次事變，百感交集：從國運不振因而一片沮喪，以至文化復興因而滿懷熱望；《老殘遊記》這既抒情又具政治意味的小說，之所以扣人心弦，而結構獨特，大有賴於這萬千的感慨。」夏志清原文句子是長長的複句，黃維樑的翻譯將其化解為兩個句子，用分號隔開，又加上多個標點，使譯文讀起來曉暢易懂。倘若直譯、硬譯，則譯文勢必也是長長的複句，閱讀起來，肯定難以令人滿意。

又如對錢鍾書先生一個有名句子的中譯。錢鍾書這樣評論某個《紅樓夢》英譯本的名言：「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Story' found it 'stone' and left it brick.」黃教授將這句話譯作：「所得原著是雲石樓臺，既成翻譯若瓦礫碎片。除尊譯（霍克斯之譯本）外，其他所有譯本皆如此。」顯而易見，此譯文暗藏名言「七寶樓臺拆卸下來不成片段」之意。將是譯與另一譯文「幾乎所有的譯者都以為自己捧起了一塊巨石，一番辛勤錘鑿之後，留下的卻是片片碎石，唯獨霍克斯例外」相較，黃譯實在高明。

「順美匡惡」的翻譯尺度

黃維樑的譯評和譯論卓見紛呈，表現「順美匡惡」的精神：揚佳譯，棄劣譯。他發表過一篇長文，題目是〈談中文的西化—兼向中譯工作者進一言〉，重點議及兩個問題：一是「吸收音譯外文詞彙的準則」，二是論「語法的西化」。他指出：「以音譯方式吸收外文詞彙，應遵守簡短易讀、用字較常見的原則。」他以早先流傳的「煙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為例，指出這兩個音譯詞語因為佶屈聱牙，已經被人們毫不客氣地送進了歷史博物館，而代之以「靈感」和「民主」。這兩個意譯的詞語簡潔明瞭，獲得廣泛認可。

至於語法的西化，他有兩個見解。第一，關於西洋的標點符號，是我們「拿來」的好，因為「『洋務』的標點符號，比起『國粹』的句讀，是一大進步。」第二，他清楚指出那些「劣譯或貌似翻譯的夾纏長句」應當淘汰，因為這種句式冗長且有礙理解，「是惡性西化的表現。」其實西文句子也不宜太長，黃維樑非常贊同英文版《讀者文摘》編輯部的守則：「文章的所有句子，平均每句不超過十五個字。」理由是這種長度的句子比較有「可讀性」（readability）。

他同時辯證地指出：從「美文」（belles lettres）角度而言，「好的西化長句」也能夠使中文「句法更多姿」。他以余光中〈飛鵝山頂〉中的「西化長句」作為有力的印證—

對珠江口這一盤盤的青山，一灣灣的碧海，對這一片南天的福地，我當風默許：無論我曾在何處，會在何處，這片心永遠縈迴在此地，在此刻踏的這塊土上，愛新覺羅不要了、伊莉莎白保不了的這塊土上，正如它永遠向東，縈迴一座島嶼，向北，縈迴一片無窮的大地。

黃教授給余光中這段文字的評語是：「好像一條瀟灑的長龍，有西化複合句的繁富嚴謹，有中式排比句的整齊鏗鏘，又有適量的逗點調節其間，句子長，卻不會拗折讀者的嗓子。」如此評價，洵為知言。

(作者為長沙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