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灣區》借助《明報》的全球影響力，在文化、文藝、學術、教育等領域展開持續性的內容布局。主編潘耀明在發行之初即借對香港文化的精準定位闡述了副刊的相關理念：「一座玲瓏的文化橋樑」、「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國際文化交流的樞紐」、「華文文學交匯之地」。在具體實踐層面，《明月灣區》以「兼容並包的氣度」，在加強本土文化認同、推動大灣區多元文化融合、促進學術研究交流及文化教育培植方面展開多重嘗試，力圖通過副刊這一媒介形態，搭建大灣區文藝交流的溝通渠道，並參與灣區文化共同體的建構與嶺南文化精神的延續。 

一、文學香港的動態圖繪 

《明月灣區》作為香港文學的重要陣地，持續以專題策劃的方式推介本土作家及其創作成果，既聚焦經典文學巨匠的成就與影響，亦關注新銳作家的崛起與突破。副刊圍繞金庸、梁羽生、倪匡、董橋、西西、葛亮、萍兒、曾敏之等重要作家組織專題，同時刊登本土香港作家如胡燕青、彥火、周蜜蜜、綠騎士、林青霞、朱少璋、王良和、黃維樑、黃秀蓮、何福仁、關夢南、陳德錦、陳浩泉、唐睿、李烈聲、鄺龔子、潘銘基、董就雄、舒非、蒲葦、賴慶芳、何佳霖、禾素、張志豪、李浩榮、吟光、風歌等人的作品。通過對文學大師的追憶與重估，對本土文學脈絡的梳理與建構，以及對新銳力量的持續關注，副刊呈現出香港文學內部多元並存、不斷演進的整體面貌，在傳播文學經典的同時，深度參與到當代語境中本土文化認同的再建構。 

通過聚焦香港文學巨擘的深度專題，副刊逐步勾勒出一幅層次交錯的文學版圖，既回溯個體創作的精神脈絡，也為理解香港文化的生成提供切入路徑。圍繞倪匡的江湖書寫、梁羽生的文化辯證意識、金庸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實踐、董橋的文人書寫傳統以及西西的本土經驗探索，副刊將不同作家的創作經驗並置呈現，拼合出香港文學的複雜圖景。在倪匡紀念專題中，潘耀明以口述史訪談還原倪匡傳奇，揭示其跨界創作的文化邏輯與豁達美學的現代啟示。金庸研究專題通過多元視角拼貼出立體的「金庸宇宙」：潘耀明強調金庸的「中華情懷」；賴慶芳則從性別研究角度揭示金庸如何在敘事中顛覆傳統性別腳本，完成對儒家倫理的隱蔽解構；而從學者蔣泥對韋小寶的生存哲學闡釋，再到青年讀者的「我與金庸」敘事，副刊呈現出文學經典的再生產過程，實現了代際間的閱讀與對話。副刊對梁羽生的再詮釋則直指文化現代性的核心問題，認為其小說創新而不廢舊，根植於傳統，卻也以現代性的眼光進行文化重構，「真正的現代化發展方向與道路，或許正在於對民族傳統做出新的判斷、選擇、淘洗和改造，以便它能成為現代人真正的精神財富。」（陳墨，二○二四）董橋專題中，潘耀明（二○二二）聚焦董橋散文美學中的復古傾向，指出「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著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化的故紙堆裏撿出那一份靈氣和飄逸，以『匠心』代替了『機心』，是明末清初筆記文學的沉澱和昇華，典雅而幽致。」胡洪俠則對「董橋現象」展開剖析，構成理解當代文化守成者的重要視角，他指出董橋在文學界、傳播界、收藏界的多重投影，折射後現代語境中精英文化與大眾趣味的曖昧共生。對西西創作重估則直指香港文學主體性建構。何福仁細探西西的文學藝術成就，以至多元創新、「工夫深處漸天然」的風韻；趙稀方勾勒西西的創作脈絡，指出西西的一生與香港文學相伴相隨，深度參與了香港文學圖景的建構。曾敏之逝世十年之際，《明月灣區》特設專題，通過歷史回眸與學術追思的雙重書寫，勾勒出這位華文文學拓荒者的精神圖譜：潘耀明追述其「以筆為舟、以心為炬」的文人使命，強調曾敏之立足香港、放眼世界華文文學的開創性視野；劉俊則以「儒生本色，壯士情懷」概括其人格特質，既見君子自強不息的韌性，亦見知識分子寧折不彎的擔當；周蜜蜜以私人記憶還原「敏之表叔」作為文學良師的形象，回憶《古文觀止》的私授教學，呈現其薪火相傳的育人初心。從張炯以「青松扎根岩石」喻其精神風骨，到白楊以《遇舊》的兩張照片串聯香港文學黃金時代的集體記憶，專欄以多重視角拼貼出一代學人如何以筆墨為橋、貫通四海文心，印證其「文化不朽，風骨永存」的永恆價值。 

黃秀蓮的〈車衣女工今何在？〉等散文多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在勞碌憂患的日常中拼搏出生存的尊嚴；鄺龔子的絕句，「舊瓶裝新酒」，於古典的詩歌形式中蘊含鮮明的現代性；張志豪等年輕一代的古典詩創作，溫潤典雅，不激不隨，體現出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在香港的有機傳承；而何佳霖的「我在都市的鐵皮上畫了蘭花，風影就晃動」，意象新奇，充滿了現代美感；唐睿的〈PMU酒吧裏的寫作課〉，於異國他鄉的巴黎街道之中，傳遞出濃濃的文化鄉愁；旅法香港作家、畫家綠騎士專設「鄉港情」專欄，從地景屋舍如高街救恩堂、鬼屋，書寫到日常點心與港島電車，以穿梭時空的目光，將異鄉的遠眺與故土的記憶交織成網；林青霞作為知名演員，其繪畫與散文功底也不容小覷，《明月灣區》邀其開闢「青霞園地」，圖文並茂，呈現其跨界人生中的斑斕色彩……這些香港作家的文學創作中，體現出了站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本土與世界兩間駐望的「居間性」，表現出獨特的港味。在大力宣傳香港文學經典作家，呼籲傳承其精神的同時，副刊也不吝將眼光放到本土新銳作家身上，呈現出歷史性與前瞻性的雙重維度。新銳作家葛亮，近年來以其獨特的「新香港敘事」與風格享譽香港文壇，《明月灣區》組織兩次專題刊發葛亮作品及其研究。葛亮的獲獎，具有重要的文化意味，它提示香港文學與內地文學的進一步融合，也將香港文學再次帶到內地公眾視野。 

總體而言，《明月灣區》以專題策劃、口述歷史、作品節選與學術評論的多元形式，構建了香港文學的動態圖譜：既為經典作家留存鮮活史料，亦通過跨代際對話激活文學傳承。在此意義上，《明月灣區》不僅是一份作家作品的展示平台，更通過深度評論與史料挖掘，成為香港文學史書寫的重要參與者。 

二、灣區文學的共生發展 

長期以來，大灣區城市常被標籤為「文化沙漠」，而「大灣區文學」概念的提出，不僅重塑了灣區文化形象，也提供了理解中國文學的新視角。以「開闢大灣區文藝園地，整合大灣區文化」（潘耀明，二○二四）為旨歸，《明月灣區》積極推進「大灣區文學」概念的建構，廣邀名家進行學術探討，勾連嶺南人文傳統，深耕灣區文脈，致力於打造具有獨特敘事邏輯的灣區文學史。《明月灣區》因此可說是當代香港第一份全面鉤沉、系統介紹「大灣區文學」的副刊，境界闊大，立意深遠。大灣區文學以嶺南精神為基底，「以兼容多元、交融圓通、簡易務實為特質」（陳橋生，二○二二）。千年以來的水土滋養，形塑了灣區獨特的人文風貌，也帶來了灣區文學獨特的發展進路。大灣區文學呈現出鮮明的先鋒性與多樣化特徵，其文學形式跨越傳統與現代，更跨越媒介形式。蔣述卓的文章〈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文化底色與未來質量〉（二○二二）指出：「從黃遵憲、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來，嶺南文學就是開中國文學風氣之先的文學。」而在他看來，大灣區文學「是一種既承接嶺南文化傳統又具有新質的文學，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學。」大灣區文學的特質就在於其「開放與創新創造性、流動與多元共生性、當代前沿與世界性」。文章高屋建瓴，廓清本質，梳理文脈，打通古今，在一種恢宏而又細膩的視野之中，形繪大灣區的文學地圖。 

基於以上，《明月灣區》集合灣區文化力量，針對大灣區十一座城市文學進行專題化、系統化呈現。每期專題開篇，均由主編潘耀明親自撰寫文化隨筆一篇，從宏觀視角總覽該城市的文學印跡，同時，特邀深耕相關領域的研究專家，對該城市的文學特質進行鉤沉爬梳，此外，副刊還遴選名家作品，集中呈現該地文學創作的獨特風貌。 

佛山文風熾盛，其藝術在粵港澳大灣區佔有重要地位。張況綜述佛山文學的驕人成績，流露出深度認同；包悅以充滿深情的文字，縱情謳歌佛山的風物，在樸質的表達中蘊含無限的深情。肇慶人文薈萃，山水相間孕育出優秀的文學與人才。黎保榮勘探肇慶文學的印記，闡述其悠久的地方特色與現代的世界眼光，並剖析了肇慶作家如陳陟雲、梁寶星、路魆等人的創作。文河子詩詠肇慶名產端硯，吐露脈脈深情。珠海文學專題中，郭海軍探究珠海文學邊緣化下的前衛性、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主題表達的跨越性，勾勒珠海文學從「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跨越的歷程。唐不遇、耿立、盛祥蘭的詩歌自然景物與人生道理互相襯托，描寫細膩。珠海以北的中山，相比於灣區其他城市受到較少關注。副刊刊發譚功才的文章，梳理中山文學的歷史與源流，並指出倮倮、阿魯的詩歌，帕蒂古麗、禹媚、譚功才的散文，鄭萬里的報告文學，馬拉、楊福喜的小說等，都是中山文學的重要收穫。專題中選錄了泥冠、倮倮、阿魯的作品，呈現中山文學的獨特風貌。 

作為大灣區改革開放的城市代表，深圳專題聚焦獨特的城市風景，關注其鮮明的「移民性」。胡洪俠對「文化沙漠」之說法進行知識考古，發掘其傳播路徑及其對深圳的影響；吳亞丁小說以新型移民社會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別具匠心；歐陽德彬論析吳亞丁小說的倫理困境，揭示其獨特的現實隱喻，力圖在大時代裏重建人的尊嚴；謝湘南深情歌詠了生機盎然的深圳河。與之相對，廣州文學專題則是以多維視角勾勒這座古城的文脈圖譜。張鴻以小說、散文、詩歌與報告文學四重維度，系統梳理廣州文學的精神譜系與地域特質。林培源以近年廣州題材小說為切口，剖析其中的多元敘事如何重塑城市風貌與大灣區精神。廣州文學始終在煙火升騰處打撈歷史暗湧，將小人物的悲歡編織進大時代的經緯。惠州環山抱湖，鍾靈毓秀，文氣自生。陳雪縱覽諸體，勾勒惠州文學清雋之姿；黃偉輝步入木雕廠，於一刀一刻中悟得人生紋理；華霖偕嬸娘同游，與蘇東坡千載悲喜，倏然相通；張雋則以詩意摹寫東坡與朝雲、泗洲塔影、羅浮山魂，墨香與湖風相和。當代東莞以打工文學名世。胡磊綜其脈絡，以歷史敘事改革敘事與底層敘事勾勒其精神；林漢筠追慕宋儒李用，標舉人格風骨；張一文剖析「打工文學」中的污名化修辭，探其深意；黎啟天寄情大鵬灣，盛讚科技新潮，筆底波濤與霓虹並現。江門僑鄉，山海孕秀，文脈綿長。張啟雄挹其史、撫其筆，細陳僑鄉風骨與當代氣象；丘麥為之作賦，一詠三嘆，寫盡人文風華；呂舜立以飲食勾連童年滋味與親情；宋玥借糖不甩之甘糯，寫少年成長之困惑。野松行吟江門勝景，組詩如畫卷徐展……澳門文化多元共融，古今共生，澳門文學同樣佳作頻出。穆欣欣全面綜述澳門文學的發展盛況：中文作家林中英、李烈聲、初歌今、龔剛、吳志良、胡根、鄧曉炯、楊穎虹、李宇樑、李懿等百花競放，以及葡語作家飛歷奇、飛文基、江道蓮、左凱士等書寫離家與在家的鄉愁，都展現出澳門文學的多元姿態。 

以上，《明月灣區》副刊嘗試通過「主編總覽＋專家闡釋＋作家書寫」的三重敘事策略，完成了對大灣區城市文化基因的譜系梳理，構建起多元共生、互補互融的文化生態。通過這一策略，《明月灣區》副刊有效推動了「灣區文化共同體」的實踐，更創造了區域文化協作的新範式。 

三、灣區學術的深層掘進 

作為一份知識分子調性的文藝副刊，《明月灣區》與《明報》及《明報月刊》一脈相承，以一種深度的學術觀照為底色，系統勘探大灣區文脈。通過訪談學人、紀念學人，報道講座、學術書訊並刊載學術漫談，通過多元化的欄目設置、學者對話與歷史鉤沉，副刊系統性地勘探粵港澳大灣區的文脈肌理，構建起兼具在地性與國際性的文化敘事。尤為重要的是，《明月灣區》聚合不同代際的學人力量，以兼具問題意識與現實關懷的選題策劃為大灣區文學的理論化開闢路徑，推動區域文化從經驗書寫走向學理建構。 

語言混雜是大灣區突出的文化特質之一。大灣區語言，並非單一的標準粵語，亦非純粹的白話，而是諸種語言的交織與雜糅，尤以香港的「三及第」語言最為顯著。這種混雜性背後反映的是大灣區文化內在的雜合與交融特質。《明月灣區》以語言研究的視角切入文化根脈的勘探，刊發了大量相關的文章。「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文學講座指出，粵語是大灣區語言的「DNA」，也是經濟文化活動的基礎；歐陽偉豪比較了大灣區十一個城市粵語特色；李烈聲重分析了「三及第」代表作家靈簫生、筆聊生、小生姓高的創作風格，指出這種「不純粹」的書寫恰是大灣區世俗性與市井精神的載體；黃子平則認為粵語文學代表了大灣區文學發展的可能進路與新方向。這種對語言多元性的捍衛，既是一種對五四以來「國語中心主義」的文學史反思，也是對全球化語境下對地方性話語權的積極重構。 

如果說語言的混雜性是大灣區文學的外現特徵，那麼世俗性與日常性則是大灣區文學迥異於其他地域文學的內在特質。許子東指出，大灣區的文學主流是「鴛鴦蝴蝶派」，是言情、武俠、世俗。這種主題取向鮮明地反映了大灣區文學的世俗化精神。而黃燦然亦觀察到，香港文學的「香港味」體現在生活化的特徵上，正如也斯的詩〈中午在鰂魚涌〉，簡約卻耐讀。這些論述挑戰了精英文學的評價體系，確立了大灣區文學以日常性與煙火氣為內核的獨特美學，為大灣區語言與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思路。然而，若將視野從日常煙火轉向民族危亡的非常時刻，則會發現大灣區文學的底色遠不止於世俗。《明月灣區》曾以連續三期專題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系統鉤沉香港抗戰文學記憶。吳軍捷追溯魯迅「立人」思想如何為香港抗戰文學奠定精神路基，許地山、茅盾、蕭紅等南來作家如何以筆為槍，在香港這座「海外抗戰文化城」中點燃救亡烽火；趙稀方深入淪陷時期的文學生態，以史料揭示葉靈鳳在日據體制下的複雜面貌與戴望舒拒絕與日偽合作的事實；周蜜蜜、羅海雷、杜明明則以各自的家族記憶為入口，將個人命運嵌入民族敘事。這一系列書寫揭示了大灣區文學的另一面向，其在茶樓的煙火與街巷市聲之外，更有在民族危亡時刻迸發出的不屈脊樑。日常性與家國情懷，恰如珠江入海的兩股水流，一脈溫潤綿長，一脈深沉激蕩，兩者交匯於此，共同塑造大灣區文學獨特的精神品格。 

副刊還從香港報刊歷史的深度挖掘中，提供了思考大灣區文學與理論流脈的更全面視角。鄭明仁長期關注香港報刊，致力於從其中打撈被遺忘的歷史。他以簡練的筆觸，將香港文學的大歷史脈絡生動呈現，使讀者得以窺見香港報刊的豐富與駁雜。鄭明仁的文章關注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文壇青黃不接之時，《天底下》填補空白的作用。此外，他還鉤沉《文藝世紀》、《工商日報．文庫》及《香港文學》等重要報刊，並從中挖掘為人忽略的史料。凡此種種嘗試，突破了「經典化」的文學史敘事，還原了歷史現場的豐富性，為香港文學史做了重要的補充。 

此外，副刊還刊發了部分學術研討會與學術講座綜述。如趙稀方在「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的學術綜述，提出「香港—南洋」文化網絡、綠背文化空檔期等新問題；宋明煒教授在「張愛玲、宋淇及宋鄺文美講座系列之二」中，以「新巴洛克」詩學重探張愛玲的末世論，勾勒其如何以「荒涼」為底色、呈現出「新巴洛克」的無限流動與變化，在崩塌的時代圖景中體現人與社會的失落感；通過講座報道、研究綜述等形式，副刊將深奧學術探索轉化為公共知識，推動了知識生產的民主化。刊發於《明月灣區》副刊的重要學術篇什還有鄺健行紀念座談會、鄭培凱專訪、陳國球專訪、劉紹銘深讀、張隆溪訪談、胡燕青訪談，毛俊輝、王安憶、陳丹燕、劉震雲、拉斯洛、韓江等作家的專訪或特稿……不管是訪談、研究、會議綜述、講座報道，《明月灣區》都抱有一種赤誠的學術態度，以學術的嚴謹性與傳播的公共性展現知識分子報刊的品格與擔當。 

《明月灣區》揭示出大灣區在混雜性與主體性、世俗性與超越性、地方性與全球性之間的張力與邏輯。它通過學術勘探激活歷史記憶，借由語言研究錨定文化根性，並通過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構建文化共同體。在歷史縱深與當代視野的交織中，書寫了一部流動的、未完成的大灣區文化史。 

四、灣區文教的格局重塑 

青年群體作為文學譜系延續的核心主體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建構的能動性主體，其文化實踐能力直接關涉區域文化軟實力的代際傳承。為鼓勵新晉、激發大眾創作熱情，《明月灣區》以大篇幅持續刊登青年及中小學學生作品，力培育具有文化自覺的新世代主體。這一舉措在《明報》乃至其他香港主流報紙副刊中並不常見，可稱為《明月灣區》的又一重要創新。 

《明月灣區》副刊將目光持續投向各類與中小學生有關的文化類活動與賽事。副刊主編潘耀明作為香港文學舘的重要發起人與香港作家聯會會長，充分發揮兩個機構的資源優勢與影響力，積極推動文學教育以多元形式落地生根。副刊配合香港文學舘「小作家培訓計劃」，系統組織創作及點評系列活動，精選學生佳作刊登並配以專業點評。這些作品稚嫩童趣，從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出發感悟人生道理，字裏行間充滿對生活的熱愛。導師蒲葦的專業評點，讓兒童感受到寫作的快樂與成就。這些針對青少年的文學築基工程，側重創意啟蒙，強化文本分析與寫作技巧訓練，有效實現了文學素養的階梯式提升，也為大灣區的文學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與持續動力。 

此外，由香港文學舘、香港作家聯會支持的「第一屆香港青年地景文學創作活動」還為香港青少年提供了課堂以外系統的寫作培訓。活動通過社區探訪，以口述歷史與筆錄故事的形式，為香港不同地景作記錄，譜寫一個個香港故事，提升年輕一代乃至公眾對中國語文教育以及香港文化傳承的關注。冠軍作品〈六十歲糖水舖林老闆與痛同行〉文字簡樸，情感真摯，眼於糖水舖林老闆努力掙扎、充滿苦痛然而又是平凡幸福的一生。該文取名似有意對標茅盾的〈林家舖子〉，文筆雖稚嫩，卻包含深厚的人生體悟，該小說在對話語言上採用粵語，更增強了本土性。文章真情流露，感人殊深。 

《明月灣區》還為青年學子提供了發表的平台，給以充分的展示機會。副刊開闢了「學苑春秋．學府點滴」專欄，每期圍繞某一話題進行同題寫作。雖是學生試筆，但其真摯和青春的生命力而顯得動人。第六十二期以「痛」為主題的同題創作，彙聚學生對生命之「痛」的多元書寫與深刻叩問，呈現出青年一代面對肉身與精神雙重疼痛時的內省姿態與表達自覺。吳琪琪的〈古早味的走馬燈〉以味覺與食物為載體，將家鄉小吃的消逝之感喻為「時光在心尖上輕咬一口，留下又甜又痛的牙印」，在甜與痛的張力間完成文化鄉愁的詩意呈現；胡珮嘉的〈生長痛〉以身體敘事直面性別規訓之痛，從胸脯發育到經期流血，將生理變化轉化為對女性身份的質詢與對成長代價的冷峻叩問；曲書頤的〈疼痛如礪，許生命如詩〉以「抽筋」起筆，將青春期的容貌焦慮與身體的生長紋路並置，借社交媒體女孩的啟示完成生長紋從「裂痕」到「河流」的認知翻轉。這些作品從身體政治，從到味覺記憶與精神創傷，以「痛」為稜鏡，折射出青年一代對生命本質的深度勘探。該欄目在共性命題中催生個性表達，形成文本間的互文張力。這種「戴鐐銬跳舞」的寫作訓練，為校園文學向成熟寫作過渡提供了絕佳的試驗場。 

通過徵文、講座、培訓、同題寫作等多樣的多元形式的文學教育，《明月灣區》在培植文心、推廣粵語以及共塑大灣區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系列活動不僅提升了參與者的文學素養和創作能力，更以文學啟蒙與價值引導為核心，彰顯了報刊在文化傳承過程中的自覺文化擔當。《明月灣區》的文學教育實踐，構建起立體多維的文學教育體系，既實現了傳統紙媒的文化轉型，也創新性地探索出地方性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承的新路徑，為區域文化的創新與傳播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新思路。 

海上生「明月」，灣區共此時。《明月灣區》致力於傳承大灣區文脈，打造大灣區文學文化高地，構建灣區文化共同體。它以韌性的探索與人文堅守，揭示了大灣區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獨特文化邏輯，展現地方性與全球性的辯證統一。《明月灣區》立足香港，面向灣區，放眼全球，深耕文脈，培植文心，在文學、學術、教育、語言等多方面進行發力，積極建構文化大灣區共同體，深化大灣區文學與文化認同，為大灣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人文關懷、學術視野與實踐可能。 

（張宇為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副研究員；裴子駿為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本科生。）